赵然，字学雍，1918年11月26日出生在北京市房山县河北乡李各庄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兄弟4人中，排行老大。爷爷赵信，由于还不起地主800元钱的0被活活逼死。父亲赵润田，靠在煤窑上给人记帐、开荒种地、东借西讨勉强养活全家。8岁那年，父母亲东借西凑供赵然在本村上了小学。1931年又到县长育高小上学。1933年，考入房山县简易师范学校。在简师学习期间，他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并开始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开始独立思考一些现实问题。1936年，赵然从简师毕业后，到河北乡的黄土坡、晒台村当教师。他边教学边刻苦钻研一些进步的书籍，并向学生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传播进步的爱国思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不久，使房山、良乡两县沦陷。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到处烧杀淫掳，无恶不作，使得不少村庄尸横遍地，瓦砾成堆。面对日寇凶残野蛮的-，赵然悲愤满腔，发誓要赶走日寇，雪耻报仇。
1938年1月，八路军邓华支队派干部包森带领十几个战士从宛平翻山经大安山瞧煤涧来到房山第五区南窖村，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指出“只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就一定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侵略者。”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房山第五区的人民觉醒了。一大批有爱国思想和抗日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及爱国人士加入了抗日的行列。赵然从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于1938年3月毅然投笔从戎，离开家乡到第五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4月底，包森调离房(山)良(乡)。5月，第五支队党委派出郭芳、杜伯华、贾松明、尚英等同志来到房(山)良(乡)，准备以第五区根据地为依托组建房(山)良(乡)联合县政府。5月5日，成立了救国会，郭芳任救国会主任，赵然被任命为救国会组织部长。不久由救国会宣传部长傅伯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赵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准备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献给抗日解放事业。8月，房(山)良(乡)联合县政府在长操成立，郭芳任工委书记，赵然任组织部长。随后，赵然回第四区开辟工作。
赵然回到第四区以后，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抗战则胜，不抗战则亡”，“抗战光荣，不抗战耻辱”的道理，动员组织进步知识分子和有志青年参军抗日，筹粮送秣，支援前线。他领导的第四区抗日运动轰轰烈烈，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1938年5月，原第四区自卫团改编为房涞涿支队第二大队后，原团首殷耀东秘密与日军勾结，并准备成立“皇协军”。赵然察觉后，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五支队司令员赵同迅速率警卫排骑马赶到，强行缴了自卫团的械。除少数顽固分子外，大部分人被编入房(山)良(乡)第七支队，从而避免了损失和牺牲，巩固扩大了抗日武装。
1938年6月12月，赵然赴五台山党校学习。通过学习，赵然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增强了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
在如火如荼的对敌斗争中，1938年12月，邓宋支队消灭了旧房山第九区杨天沛的反动武装，解放了全区，打开了第五区与八区的通道。1939年1月，赵然任县委宣传部长，2月又担任中共房(山)良(乡)联合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为了巩固第五区，稳定第九区，开辟第八区，并且把根据地扩大到平原去，赵然不畏艰苦，终日奔忙，从事抗日的宣传工作，深入发动群众。在斗争中，他重视建党建政，扩军提干，组织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妇救会、儿童团等工作，广泛建立党支部、农会，扩大游击队，支援了主力部队，为房(山)良(乡)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1939年6月，房(山)良(乡)联合县委为了开辟平原的工作，根据平西地委的指示，在张坊附近的大峪沟举办了有180多人参加的党员训练班，赵然亲自担任教务主任。他在训练班上深入浅出地讲明抗日救国、建党建政建军的道理，为党培养了骨干，他还带着党员到离村20里外的半壁店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同月，为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抗日骨干，房良县在十渡成立了抗日高小。赵然亲自到学校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讲抗战的持久性和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
1939年底，房(山)良(乡)联合县政府迁到马安村，后又迁到十渡。为了启发群众觉悟，扩大抗日队伍，赵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引导一批积极分子走上抗日道路。在他的引导下，十渡村的“穷花子”隗甫举成长为十渡村党支部和第九团的骨干分子。后成为第七、第九区区委书记的晋耀臣，也是在赵然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1940年5月，冀热察区党委派杨流萤来房(山)良(乡)担任县委书记，赵然改任副书记兼县大队政委。他毫无怨言，服从党的分配，一如既往地和县委的同志们团结战斗，进行艰苦的抗日工作。
6月，赵然经民主选举任房(山)良(乡)县参议会议长和晋察冀边区参议员后，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从此以后，日本侵略者悬赏捉拿他。但赵然毫不畏惧，依旧奔走在抗日的前线。“赵然，赵然，共产党员”的顺口溜在群众中广为传颂。在任议长期间，赵然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广大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促成了全房(山)良(乡)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抗战。
当时，对敌斗争十分复杂艰验，汉奸破坏、叛徒告密时常发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然而赵然却把生死置之度外，和特务、汉奸、叛徒进行坚决斗争。1940年7月间，六渡村党支部书记蔡玉存因清匪除奸，被本村的汉奸隗甫万、蔡永生、蔡永才等人在夜间用石头砸死。事后，赵然积极侦查，抓到并枪决了这几个民族败类，为死难烈士报了仇。还有一次，赵然率领18名游击队员打游击回来在七渡村吃饭时，由于六渡村汉奸隗丙汉的告密，突然被敌人包围。突围以后，赵然日察夜访，终于在木家口将隗丙汉抓获处死。
1940年秋，日伪对平西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不少同志遇难牺牲，使房(山)良(乡)地区革命形势逆转，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敌占区；一些不坚定分子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11月，房(山)良(乡)第一区发生了惨痛的事变。县、区干部46人(党员27人)被捕，20人(党员16人)被杀害。为悼念遇难的战友，声讨敌人，悲愤满腔的赵然赋诗写道：“献身革命挽时艰，辗转平西战敌顽。血染南沟分善恶，骨埋北岭照忠奸。英雄自有英风在，血债还需血来还。寄语投敌诸叛逆，深仇清算待明年。”赵然查明发生事变的情况，立即向上级汇报。12月，八路军挺进军开赴第一区，迅速平息了事变。接着，赵然带领县游击队进行除奸、反特和恢复党组织、村政权的工作。
赵然精明强干，讲究斗争策略。1941年，他巧施“离间计”，连续给罪恶累累、颇受日寇重用的叛徒、汉奸石秀珠写了几封所谓的“回信”，借日军的手，为民除了害。
1942年3月，房涞涿县区干部扩大会议在平峪村召开，赵然在会上作了报告，反复讲解了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的关系，从而统一了与会人员的思想，增强了抗战信心，鼓舞了斗志。会后，赵然带头深入敌后开展工作，使各区的工作发展很快。当时他腿脚不好，县委不让他到危险的地方去，但他不考虑个人安危，依旧深入到游击区、敌占区带领同志进行征粮和破坏敌人交通线的活动，奋不顾身地战斗在抗战的第一线，为整顿政权组织，建立新的“三三制”村级政权，做了大量的工作。
12月，赵然接任中共房涞涿县委书记，他与县长马志毅一起，继续战斗在房涞涿一带。
1943年是历史上罕见的灾荒年，赵然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节约粮食运动。他每次下乡都同群众一样嚼树叶、吃野菜，共渡难关。在他的影响下，县区干部都积极行动，自觉节粮，把节约下来的粮食捐献给贫困群众，进一步密切了干部和群众关系，为革命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当年冬季，赵然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在减租减息不彻底的村庄和新开辟的地区，又发动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调动了贫下中农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群众对党也更加信赖了。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赵然日夜奔忙，积劳成疾。早在1941年他就染上了肺病，他以惊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带病坚持工作、战斗和学习。1942年春季夜袭张坊据点时，他带病参加战斗，一直坚持到黎明。虽然累得吐了血，但仍兴致勃勃地做了一首诗：“两列健儿行虎步，一腔热血涌心头，平原此去诛敌寇，誓与同胞雪宿仇。”1944年3月28日，由于吐血过多，身体孱弱，赵然终于病倒了。但他仍拼命地支撑着革命工作，直到实在无法坚持工作，他才离职治病。在医生面前，他再三要求把好药留着给重伤员用，自己坚决不肯用好药。1944年5月19日，赵然不幸逝世。遗体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地方——西庄村南幽静的山脚下。
6月1日，县委为赵然举行了追悼大会。为了悼念赵然，察哈尔省《黎明报》发表了题为《泪水，怎能忍住不外流》的文章。县政府和抗联会为赵然送去了挽联，以悼念这位令人敬仰的共产党人。
开辟房良，发展涞涿，英风不愧燕赵
创建民主，巩固政权，功绩可谓卓然
领导民族健儿，杀敌致果，巍巍丰功传百代
献身革命事业，鞠躬尽瘁，耿耿赤诚照千秋
赵然相关平西抗日烈士陵园 北京市房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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