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起(1919年5月17日—2010年11月21日)，出生于山东蓬莱。煤田地质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
杨起的父亲杨振声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白话文的大力倡导者。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起举家迁往青岛。在那里，杨起目睹外国军舰在我国领海耀武扬威，心中非常气愤，决心长大后学造船，憧憬着用他造的大军舰把侵略者赶走。父亲的言传身教，对他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埋下了刚正、爱国的种子并化成报国宏愿。
杨起的中小学是在青岛和北平完成的。1937年，因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清华、北大被迫南迁，本想报考清华大学学造船的杨起，不得已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北平沦陷后，燕京的学生乘校车进城，到西直门时要受日本兵的检查，杨起不甘忍受这一侮辱，他毅然冲破学校的阻拦，设法逃出北平，辗转到达长沙，借读于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日寇步步进逼，大片国土沦陷，南京失守，临时大学只好迁往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杨起参加湘、黔、滇旅行团，跋山涉水步行3000多里到达昆明，经考试后正式成为西南联大的学生，但此时已不可能学造船，在父亲挚友李四光先生的影响下，改学地质，立志为祖国多找地下宝藏。
1943年6月，杨起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研究生。1944年，在读研究生时，他冒着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军阀统治黑暗的极大风险，参加新疆地质调查所的筹建，成为我国早期涉足准噶尔盆地的地质研究者之一。经过艰苦的工作，他获得的八道湾矿区煤系地层、构造和含煤性等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及地质分析，为新中国成立后乌鲁木齐煤田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1946年5月，杨起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地质系任助教，后晋升为讲师。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他由北京大学调入北京地质学院，参加建院工作，并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1952—1978年任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副教授。1978年后，任武汉地质学院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教授，1983年起任博士生导师。他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致力于煤田地质科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成为中国煤田地质专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先后任过地质学院教研室主任、研究室主任、系副主任；中国煤炭学会理事和名誉理事；中国地质学会煤田地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和名誉主任；中国煤岩学组副组长、组长；第10届、第11届国际石炭纪地层与地质大会和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经济地质学科组和化石燃料地质——煤学科组的执行主席；国际地质合作计划(IGCP)166项国内组长，并出色完成了(IGCP)166项的国内组织领导工作。
1952年初创煤田专业时，为能早日开课，杨起勇挑重担，同时主讲两门课，并常常为赶写第二天所需的讲义而工作到深夜，同时还领导着实验室的筹建工作。他不仅超额完成自己负担的教学与科研任务，还助人为乐，凡有同行前来索取讲稿、教学标本，他从不保守，总是热情提供。杨起很重视专业队伍的建设，热心扶持中青年教师，甘为人梯。对初上讲台的教师，从讲课内容到表达方式都一一指导。为了使青年教师能早日独当一面，他将课题连同他的新思路一齐让给他们研究。-之后，他痛惜那些失去的宝贵时光，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外语水平，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热情帮助大家学习外语。他还组织年轻教师翻译出版经典著作《斯塔赫煤岩学教程》，有效地提高了教师们的外语水平，也为当时科技资料极其匮乏的国内学术界及时提供了一本优秀的参考书。此外，他很重视学术交流，尽力支持、推荐教师和研究生出国访问、学习进修，及时掌握、介绍国内外研究动态。在煤田地质教学中，他不仅在国内率先开出煤田地质学和中国煤田等专业课程，还先后四次主编或参加编著《煤田地质学》、《中国煤田地质学》。这些专著及时吸取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资料，总结了我国煤田地质特点和规律，成为指导我国煤田地质教学、科研和生产的宝贵文献。杨起在学术上提倡兼容并包，强调打好基础，求实进取，严格要求。他主张搞科学要有献身精神，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要百折不挠、严肃认真，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无限热爱。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在煤田地质领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带领年轻的教师培养出上千名煤田地质专业人才，指导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数十人。许多学生成为煤田地质战线上的学术带头人或领导，有些学生已成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起的研究工作总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安排。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为探讨我国煤炭资源的赋存前景，他带领大家开展缺煤省份的区域性聚煤规律调查。提出古地理类型、区域大地构造等对含煤岩系的形成与发展和煤田分布的控制，对各时代聚煤作用有利区带的时空迁移规律等进行研究，提出从建立标准剖面、沉积特点、煤田构造和煤变质分带规律等方面进一步研究四省煤田分布规律的意见，促进了当时煤田地质工作的开展。70年代，他和部分教师一起，在对华北晚古生代区域性聚煤规律的研究中，运用地质力学观点，阐明了构造体系控制华北巨型波状坳陷中聚煤作用和富煤带的形成，提出后期形变将巨大的聚煤坳陷改造分割成众多大小不等、保存程度不同的煤田、煤产地等规律性认识，这些研究成果对开展第二次全国煤田预测工作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80年代，杨起和他的课题组通过沉积环境、聚煤模式及生物地层的系统研究，提出了以河南禹县为代表的华北南部太原组和山西组、石盒子群的沉积体系与聚煤模式，发现禹县一带与华北其他地区相比，缺失奥陶系、本溪组和太原组下部，说明在早古生代抬升较早，在晚古生代又相对沉降较晚，以至错过太原世早期聚煤有利阶段，从而阐明了研究区虽属“北型南相带”，本应聚煤更好但实际却不理想的原因。这是我国将沉积学引进煤地质学领域，开展聚煤模式研究的成功范例，并被作为科研与生产结合好的典型，加以推广。
为了改变只重视煤炭储量，忽视质量的倾向，保证煤炭资源的合理利用，寻找工业急需的煤类，杨起非常重视煤变质作用问题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他在系统总结我国煤变质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岩浆热变质作用和多热源叠加变质理论，指出部分中国煤田经历了三个变质演化阶段，开拓性地解决了我国部分“煤级偏高”的疑难问题，阐明了中国煤种分带规律。80年代中期，他主持完成的“华北石炭二叠纪煤变质特征与地质因素探讨”项目，令人信服地总结出研究区煤变质作用的发育特点并做出深部的煤类煤质预测，其中对山西河东煤田南部的预测已被证实，获得包括主焦煤在内的煤炭储量126亿多吨。1980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第33届国际煤岩学年会上宣读的煤变质论文，受到与会者的重视，其中法国煤岩学家保罗·罗伯特先生对他说：“对煤变质作用的热源研究涉及软流层的，就我所知你是第一人。”90年代，杨起又主持完成了重点项目“中国煤变质作用研究”，深刻论述了中国煤变质控制因素及其变化规律，对煤盆地构造——热演化、热源—介质—热场—煤变质作用时空变化模式、煤变质地球化学反应机理、煤变质热动力学机制等前沿课题和研究热点做出探讨并取得重要进展，提出了“中国煤的多阶段变质演化与多热源叠加变质作用”观点，并做了理论总结，研究成果集中代表了当前这一领域的新水平。
杨起领导的煤与有机岩石学、煤沉积学、煤地球化学和聚煤规律等方面的科研成果丰富和发展了煤地质学理论。由他主持撰写的《河南禹县晚古生代煤系沉积环境和聚煤特征》、《华北石炭二叠纪煤变质特征与地质因素探讨》、《中国煤变质作用》等专著和论文深受赞誉，许多国内同行“衷心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与生产密切结合、对生产有直接指导意义的成果问世”。他先后获得国家教委、地矿部、煤炭部颁发的多项奖励。他所主编(两主编之一)的《中国煤田地质学》上、下册，共获奖三项，1982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1987年获煤炭部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一等奖，1988年获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特等奖；他主编的《河南禹县晚古生代煤系沉积环境与聚煤特征》获1988年地矿部科技成果奖二等奖，《华北石炭二叠纪煤变质特征与地质因素探讨》(第一作者)获1988年地矿部科技成果奖二等奖，《中国煤变质作用》(第一作者)获1997年地矿部成果奖一等奖。
杨起胸怀祖国、无私奉献，不仅以渊博的学识令人敬佩，更以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实为一代良师。祖国的需要，就是他奋斗的目标；祖国的荣辱兴衰，时刻牵动着他的心怀。新中国成立前，帝国主义在我国领海、领土上肆虐，他愤慨不已；改革开放后，我海军舰队访问美国，他激动万分。1979年，他在加拿大国际长远能源会议上即席发言，纠正了联合国一位能源专家关于中国煤炭储量、产量等的错误提法。该专家还搞-，杨起发现在他的文字报告中把台湾称为国家，经 后，大会秘书长为此道了歉。
晚年，杨起身患直肠癌，倍受疾病折磨。但他以顽强的毅力战胜病魔，出院后不久就拖着病弱的身躯，与大家一起完成了包括“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纪煤聚集规律及其油气成因联系”、“鄂尔多斯盆地含煤岩系生气潜力研究”等重要科研项目。同时，又走上了讲台，讲授研究生的主要学位课程。为了深入研究中国煤变质作用类型及煤化作用机理，他不顾年事已高且病后体弱，重新背上地质包，头顶烈日、冒着酷暑，深入京西煤田进行煤变质带与岩体接触关系的野外实地考察。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是杨起的生活准则。进入耄耋之年后，他仍为我国煤地质事业的发展而操劳，他主持的研究工作拓宽到包括煤岩学与煤化作用、煤系沉积学、煤的有机地球化学等在内的更深领域，同时又在煤层甲烷、煤油气关系、煤的污染源与环境保护等方面不断发展煤地质理论，并扩大其应用范围。他生前的最大愿望是，能为西部的开发建设、防止煤的污染、寻找洁净能源再出一把力。
来源：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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