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专家杨贤溢
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２８日，杨贤溢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考中过前清举人，父亲当过小学教员，母亲也有文化。受家庭影响，杨贤溢学风扎实，为人低调，发蒙极早而且定力十足。他在读书生涯，无论是私塾、小学、中学，始终都是学习优秀，而且很少受当时波诡云谲国事影响。
１９３３年，他考入了国内著名高校武汉大学的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因每次考试都是系里或全院的第一名，所以他在每学期都能得到５０大洋的最高奖学金，加上安徽省教育厅为鼓励本省学生成才，对考入重点大学的本省学生每年补助１２０大洋，这样，他每年仅学习的收入就超过２００大洋，应付各种开支绰绰有余。读书没有使家庭的经济受到影响，这让他始终深感自豪。
１９３７年７月，杨贤溢大学毕业，被分到南京经济委员会的水利处工作。此时，日本已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年年底，南京沦陷，经济委员会也被迫解散。杨贤溢转入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随浩浩荡荡的人群来到陪都重庆。据他回忆，在四川的那几年，因为工资较高，而且四川物价便宜，他基本衣食无忧，家中的桔子经常吃不完。不过他没有沉浸到偏安的生活中，深感国家培养人才之不易，在工作之余，仍然发愤读书，以探求报效祖国的途径。
１９４５年６月，杨贤溢通过了严格考试，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１９４６年５月，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合作进行三峡工程设计的合约，在国内掀起了一股三峡热。远在美国的杨贤溢欣然报名，再次通过考试，成为在美国丹佛垦务局总部进行三峡工程研究的５６名中国人之一。
在中美合作中，杨贤溢被分配到坝工组，接触到了当时垦务局总工程师、世界著名坝工专家萨凡奇，这段经历使他得益匪浅。不过，１９４７年５月，中美合作三峡工程设计的计划就因当时国民党忙着打内战，经费无着而被迫停止，多数同仁被迫回国。杨贤溢回到科罗拉多大学，于当年１０月获得了硕士学位，学成归国。
在当时，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已经进入到第二年。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南下，揭开了战略-的序幕，国民政府江河日下。在由扬委会改组的长江水利工程总局，杨贤溢几乎无所事事。
在荆江分洪工程中大显身手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１９５０年２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正式成立，长江的治理开发事业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时年３５岁的杨贤溢被林一山主任选中，到长江委工务处，此后又担任设计处副处长。萦绕他多年的学业报国理想第一次有了用武之地。
在长江委从事的第一项现代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中，杨贤溢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５１年，在工程设计需要大量模型试验资料，而长江委又缺乏基本条件的情况下，杨贤溢带领一帮年轻同志租借武汉大学的试验室，展开了艰苦的水工、土工和材料试验。１９５２年荆江分洪工程正式开工，杨贤溢任北闸工程处副处长，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全体参建人员的努力下，主体工程仅用７０多天便顺利竣工。北闸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泄水闸，该闸在１９５４年全流域型大洪水中三次动用，为保住危在旦夕的荆江大堤和武汉市的安全立下大功。
确定丹江口工程坝址，解决大坝裂缝问题
新中国建立初期，汉江流域开发治理是长江委工作的重点。为找到建设控制性工程的最佳坝址，杨贤溢与蒋怀玉、刘鼐臣、何之泰等专家乘船实地察勘，历尽艰辛，进行了第一次汉江流域水利建设的实地查勘。根据地质、地形条件，比照水文资料分析及钻探岩芯成果，他们终于在当时均县的凤凰山地区找到了合适坝址，丹江口工程的规划、设计也就此展开。
１９５８年丹江口工程正式开工后，因受冒进思想影响，一度出现严重质量问题，不得不暂时停工。时任长江科学院副院长的杨贤溢及时组织有关专业技术力量对最关键的问题——混凝土施工质量进行抗裂性能和温度控制的调查研究，不但解决了大坝防裂问题，还提高了对混凝土温度裂缝规律的认识。他安排刘崇熙与华新水泥厂合作研制大坝专用水泥，安排周守贤、林永达两人研制混凝土外加剂，大大提高了大坝混凝土质量。该产品除用在丹江口工程外，还远销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
葛洲坝工程的技术带头人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葛洲坝正式开工，人们第一次向长江发起了挑战。
葛洲坝工程是党中央亲自决策的，建在长江干流上的第一座低水头径流电站，由于上马仓促，且在实际施工中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工程开工前两年便问题成堆，困难重重，不得不暂停施工，修改设计。杨贤溢作为技术负责人之一，在修改设计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泥沙淤积是困扰世界水利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葛洲坝不仅自身难以发挥效益，而且可能会淤塞长江的黄金水道，在党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笔。杨贤溢从开始参加和领导葛洲坝坝区泥沙模型实验，到以后担任长江委总工程师时期，一直组织力量研究葛洲坝工程泥沙问题。他根据林一山提出的葛洲坝河势规划的设想，组织泥沙科研协作单位对单槽分汊方案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认真研究枢纽泄洪、排沙、通航、发电问题，最终选定单槽方案，报请葛洲坝技术委员会批准。由于设计合理，大江电厂多装４台机组，少建５孔冲砂闸，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对三江航道和大江航道的放淤堤、冲沙闸、二江电厂、大江电厂导沙排沙和底孔排沙工程，他都具体参加指导。通过实际运行表明，这些工程布置取得了预期效果，几十年来航道运行通畅。
受坝高影响，葛洲坝二江泄水闸只能采取底流消能防冲方式，技术难度极大。杨贤溢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数据的情况下，摒弃了原方案，提出了消力池轮廓应力求简易平顺，以减少空蚀和磨损破坏的意见。他还组织人员到丹江口大坝下游设高流速大型混凝土抗冲耐磨试验设施，以验证试验研究成果。并将二江泄水闸分区调度运用，使水流既不进入闸室，又不远驱。经过多种方案的实试验比较，消能效果良好，安全可靠，闸下基本避免了冲刷，也没有出现空化空蚀的破坏。
葛洲坝工程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它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水利建设和科研进入到一个新高度，杨贤溢在工程的设计和科研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已为世人公认。在１９８５年，“葛洲坝工程二、三江工程及其水电机组”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杨贤溢为领衔者之一。这也是长江委迄今获得的最高荣誉。
长江委科研机构的奠基人之一
勿图激扬，但求行实，是杨贤溢一贯不变的原则。在新中国的治江事业中，他始终是一步一个脚印，极少冲动和冒进，这使他具备了成为优秀科学工作者的基本条件。在他的努力下，长江委的科研力量逐步成长。
在新中国成立后杨贤溢最早领导的治江科研是１９５１年与武汉大学的合作的荆江分洪工程的模型试验。在合作中，长江委第一批专业科研队伍开始出现，１９５４年，他主持建成了水工、土工、材料三个试验室培养科研骨干人才，并为汉江杜家台工程提供试验成果，也成为长江科学院的雏型。
１９５８年，杨贤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仪式上，他庄严宣誓：“是党给了我这个知识分子以用武之地，使我所学的知识派上了用场，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他以自己的行动履行了入学的誓词。
这一年为满足丹江口、葛洲坝、三峡工程和长江中下游河道整治需要，他主持筹建了九万方试验基地，并增设岩基、河流泥沙和爆破振动等专业，长江科学院就此成立。他被任命为副院长，与院长何之泰、副院长李荣梦组成了当时国内水利科研界豪华的“三驾马车”。他们领导了一系列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水利工程试验研究。１９７３年他调任长江委总工程师，１９８１年任副主任，主抓的也是科研。１９８２年，担任了长江委技术顾问，仍然在耄耋之年为治江科研呕心沥血。
杨贤溢对青年人才的培养一直为人称道。他支持刘崇熙发明“低热微膨涨水泥”的试验研究；当龚召熊主持研究的“地质力学模型技术”取得成果时，他亲自撰写推荐意见，申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当１９８１年葛洲坝大江截流胜利成功后，他三次为汪定扬的“立堵截流实用水利学计算”论文审稿，并推荐给《水利学报》公开发表。对于有潜力的中青年科技人才，他除推荐到大专院校深造外，还举办多期业务进修班和外语班，陈德基、季学武、杨国炜、黄伯明、黄源芳、沈国衣等一大批青年才俊都接受过他的指导，并在他的关心下出国深造，成为治江事业的传人。他每次从国外带回的文献资料，都会交给大家传阅学习；长科院有新的外文杂志，他都要一一浏览，并推荐给最需要的人。一些同志在他指导下发表了学术论文，他在审稿时都会将自己的名字划掉。杨贤溢帮助别人的事例很多，但一般决不当面表现，当然也不求别人的报答，这充分体现了杨贤溢甘为人梯的高尚品格，显示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虚怀若谷的风范。
三峡工程的拳拳赤子
自１９４５年开始，杨贤溢的治江生涯就魂荦梦绕着一个名字——三峡工程。
新中国成立前，他参加了中美合作的三峡工程设计，但无用武之地。新中国成立后，三峡工程的热潮起起伏伏，杨贤溢对工程的拳拳赤子之心却从没有动摇。荆江分洪、丹江口、陆水、葛洲坝，是长江委科技进步的象征，也是摘下三峡明珠的一级级阶梯，杨贤溢顺着这些阶梯接近了他梦中的三峡工程。
１９５４年，三峡工程被提上议程，急需科研攻关成果。杨贤溢积极建立河流泥沙、岩基、抗震、土质等专业，短短几年，长科院的队伍便由４００多人增加到６００多人，承担了三峡工程试验研究全部课题的８０％。
１９５９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峡工程的科研大协作，长科院是主要参与单位之一，１９６２年，时任长科院副院长的杨贤溢被任命为岩基专题研究组组长。
进入６０年代后，三峡工程一度进入低潮，杨贤溢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心中的三峡梦。在长江委的领导下，以丹江口、葛洲坝为实战准备，他带领长科院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的、默默无闻的试验研究。通过研究，他不仅弄清了问题，还培养了队伍，而这支队伍，在以后三峡工程的实际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１９８４年，杨贤溢主持开展了三峡泥沙科研工作，对正常蓄水位１５０米方案的泥沙问题，完成了可行性研究阶段的研究，并经国务院原则批准。
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在三峡工程重新论证期间，杨贤溢担任泥沙专家组顾问。对三峡工程泥沙问题中的重点项目，如坝区河势规划、库尾泥沙淤积，以及水库下游江湖关系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针对当时国内外部分人士对三峡工程提出的不同意见，杨贤溢结合自己实际，向国人阐述三峡工程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有利的道理；并利用自己与海外和港台专家保持联系的优势，向他们宣传三峡，请他们参观三峡，消除了部分人心中的误解。
１９９２年４月，三峡工程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上马；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工程正式开工。杨贤溢不顾年事已高，多次亲赴三峡工地，望着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他十分怀念新中国成立前在美国与他一起参加中美合作设计的战友，多次邀请他们到三峡工地实地考察。２００３年，在三峡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的支持下，这些在半个世纪前参加过中美合作的老人齐聚三峡，完成了历史性的会面，也了却了杨贤溢心中的夙愿。
２００６年５月，三峡工程全线浇筑到顶；６月，三期围堰被爆破拆除，大坝直接挡水。长江委科技委组织老领导、老专家考察，９２岁的杨贤溢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在孙女的陪同下最后一次来到了三峡。他久久地凝视着刚刚浇筑到顶，直接挡水发电的三峡大坝，仿佛凝视着终于拉扯成人的孩子。也许他在想，再过两年，亲眼看到三峡工程最终建成，该有多好！
这个理想，已经无法实现了，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９日，杨老终于阖上了双眼，从此告别了他魂牵梦绕的三峡，以及他奋斗一生的治江事业。
杨老以其一生的努力，实践了他自幼以来便牢固树立的学业报国的理想。在加入共产党后，他几十年来对党无限忠诚，为治江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民革党员，他多年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制作出了努力，他的一生极其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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