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体元，原名杨荫培，陆良马街人，1888年出生，1911年到昆明考入云南工矿学堂读书，受到军事救国思想的影响，立志从军。1912年考入云南讲武堂丙班学习军事，1914年毕业，先后任炮兵团见习排长、连长、营长、上校副团长等职。
杨体元为人正直，富于正义感，倾向进步，同情人民。1924年他随滇军将领唐虞侯参加护国运动，转战湖南、四川、广西等地。旧军队沿途拉夫，骚扰人民，行军路上常见官兵尸体。他深感救国无望，于1926年愤然离开滇军，回马街办学。
1927年招安军（土匪）管绍英部数十人在马街一带抢劫人民，奸污妇女，人民深受其害。杨体元顺应群众和地方父老的要求，集中地方武装，将这批土匪抓获，并将其中为恶最盛的10余人枪毙，人心大快。自此杨体元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1929年，中共秘密党员熊从周出任陆良县长，得知杨体元开明公正，特委任他为陆良县南区自治筹备处主任。这期间，中共云南省委先后派来一批党员到陆良进行革命活动，有的是通过杨体元以校长、教师身份安插到南区各学校。杨体元对革命采取同情和赞助的态度，并在与地下党员的交往中，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和一些地下党员建立了友谊。1930年7月，党领导下的陆良武装暴-动失败，他协助熊从周护送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安全出境，并给予旅费。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他对这次暴-动的组织领导者仍表示敬佩。革命走向低潮的1932年，他仍聘请共产党员刘苑梅、何子贞到马街小学任教。
1935年春，陆良县长张培金在县内大肆-，包， 收捐坑害人民，杨体元不畏-，收缴了张培金发出的10几项包， 条，制止， 徒摆， 抽头。张培金怀恨在心，利用手中的权势派人到马街逮捕杨，企图在解城途中将杨杀害。杨洞察其奸，事先潜往昆明告状，才幸免一死。此时正值红军长征到达滇黔边境，张培金又向龙云密报，说杨是朱德的同学，与红军勾通，有-滇东的企图。由于没有证据，张的阴谋没有得逞。后来杨抓着张培金的包， 证据向上呈报，撤了张的职，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前期，杨体元闲居昆明，到晋宁开办小煤矿。陆良在昆明读书的进步学生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杨听后很激动，促使其子侄4人从军，其中1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长子杨德光于1949年8月脱离滇军回陆良率领游击队参加“边纵”二支队。1939年秋，其堂弟杨晓在昆明读书与他同住，将《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及许多进步书刊拿给他看；1941年初又把18集团军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传给他看；“皖南事变”后又把中共中央的所有通电传给他看。他感叹地说：“要是共产党能成功，中国人民就得救了。” 孙渡的弟弟孙崑在陆良以“孙公馆”的招牌，私设公堂，到处传案，-吊打，00人民。全县人民深受其害，敢怒不敢言。杨体元1942年回乡后，先后扣留了孙崑派到陆良南区传案的狗腿子10余起，收缴了他们的传票，公开宣布不准再到南区传案。对此，孙崑虽怀恨在心，但已不敢再到陆良南区横行。
1943年，应人民群众的要求，杨体元与朱杰（地下党员）商量，在原马街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班，取名萃山中学。萃山中学创办后，朱杰担任校长，请来了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有张民（张为栋）、姜必元、姜之寿、尹耀桃、陈耀春等。他们最注重提高教学质量，以便占住脚跟开展地下工作。对学生只作个别交友，单线教育帮助，启发阶级觉悟，很快使学风、校风都有很大变化。对此，杨体元极为赞赏。
1945年，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昆明“—二·一”-的消息传到马街，师生们义愤填膺，立即组织募捐，印发宣传材料。杨体元对学生反内战、要和平，争民主的革命行动深表同情和支持。当听到镇压-的刽子手关司令（关麟征）曾到联大视察“四烈士”遗体时，杨体元气愤地说：“学生为什么不拿棒子把他敲死！” 萃山中学的创办，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而当时的县长杨玉生则坚决反对。杨体元撇开县府直接向省教育厅呈报，定名“陆良萃山中学”，并请求县府将马街街捐拨作学校经费用。杨玉生认为，这样做是破坏财政，不予批准。为使学校办下去，在地下党的支持下对马街街捐进行了截留。杨玉生对此大为恼怒，企图利用开参议会之机逮捕杨体元。杨早有戒备，每次进城开会，马不卸鞍，兵不卸枪，杨玉生不敢动手。地下党员朱杰也发动师生宣传揭露县长杨玉生摧残教育破坏办学的罪恶，动员人民武装自卫，做好应付冲突的准备。县长杨玉生，一计不成，又以拉用县银行基金数百万元（金园券）的罪名向民财两厅捏词控告，诬陷杨体元侵吞美金购粮价卷、包庇鸦片市场、征兵舞弊等。民厅根据一面之词，下令停止杨体元之县副议长职务，并勒令他到县听候杨玉生依法解决。他忍无可忍，在地下党的支持下，调集马街附近乡镇武装奋起自卫，准备还击敌人。
1947年7月24日，杨玉生调集县常备队及团队武装600余人，突然进攻马街。杨体元在马街人民的积极支持下率联防队300余人武装自卫，经一天一夜激战，打退了县常备队及团防队的进攻。并将武装拉上龙海山，依靠龙海山区人民的支持，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在陆良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他上山后，抛下了房屋财产、妻室儿女，改变了生活环境，但他并不后悔，也不感到孤立，他相信共产党迟早会取得胜利。在地下党员朱杰、杨晓、皇甫立本的鼓励和支持下，他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国民党县长杨玉生，一面用武力扑灭革命火焰，一面利用各种报纸，大造舆论蛊惑人心，通杨体元是“江西0”在陆良搞-。
国民政府省主席卢汉，为了稳定云南局势，派督察赵正岳，拿着卢汉的私信，到陆良南山区撤下龙村劝杨解散武装到昆明作合理解决。杨表示：“既已上山，不干也要干。”赵返昆后，向卢汉报告了陆良的情况。卢复信要杨体元克日到昆。杨对政府的调解存在着幻想，驱车抵昆。但他内心矛盾，要坚持斗争，以马街、龙海山区弹丸之地，怕难以持久；想和平解决，又怕误入圈套。当时卢汉已外出，由国民政府民政厅长杨文清出面与杨交谈，要他取一铺保在昆候案，待卢汉回来时再解决，杨在此时，思想斗争很激烈，他想，国民党的报纸已登出我是“江西0”，谁还敢保。此时朱杰随抵昆明，向中共云南省工委作了汇报，省工委很重视这一事态的发展，指示朱杰、杨晓继续做好杨体元的思想工作，又派其侄子杨守笃配合。经过耐心说服，分析全国形势，指出他在昆明的危险处境、和乎解决无望。杨深明大义，在我地下党的鼓励帮助下，坚定亍信心，决心走革命道路，于是化装出城，经曲靖回到陆良龙海山区坚持武装斗争。
1947年6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派杨守笃回陆良工作，10月调许南波（化名郭澜波）、谢敏（化名张开翼）到陆良加强工作，组成中共陆良特别支部。特支成立后，对陆良的工作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部署，确定工作重点放在龙海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党派到陆良工作的干部，都以杨体元的名义派到龙海山区当“老师”，开展反“三征”斗争。
为了表示同共产党合作的决心，同年11月14日，中共陆良特支与杨体元在龙海山区彝族山村雨古正式签定《雨古协定》，进一步明确革命的任务和政策，坚定革命信心。《雨古协定》签定后，根据革命需要成立陆良解放委员会，杨体元任解放委员会主任，许南波任副主任。在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下，各乡镇村寨组织起民兵联防队。利用国民党反动派暗中鼓励农民种烟，而义以“铲烟”为名，搜刮民脂民膏所造成的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尖锐矛盾，发动山区各族人民群众，组织联防抗铲及各种群众组织，建立秘密的龙海山区游击根据地，1948年4月14日（旧历3月初6），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主力领导人朱家璧、祁山到马街，杨体元热情接待，商讨扩大革命武装，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动青年参加游击主力部队。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签订了《马街协议》。
同年5月，驻陆良国民党中央军之577团扫荡马街和龙海山区，杨体元、谢敏、朱杰等率领部份联防队及马街中小学师生600余人向弥勒西山追赶主力部队，6月抵达邱北舍得，在此整编成立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任命杨体元为第三支队支队长，副支队长张天祥，下编7、8、9三个大队。部队整编后攻打邱北县城。7大队到广西会师整训，杨体元率8、9大队回龙海山区坚持斗争。
这年，形势发展很快，从山区到坝区农村普遍组织了民兵联防队及兄弟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敌政权已基本垮台（除县城外），新政权已大部份建立。这对杨体元坚持革命到底的决心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是，国民党对杨体元的招抚始终没有放松，1948年初，卢汉派人送来省政府参议的委任状，还附以卢汉的私信，颁发“爱护桑梓”四个大字的匾额，信上写着“六十老翁尚夏何图，……要以地方安宁为重，快到昆明供职”等话。杨对卢汉的招抚毫不含糊，他对来人说：“事到如今，我是不能回头了，请代我转告，谢谢他的关怀。” 卢汉没有就此罢休，6月又派曲靖专署刘纯到马街传达卢的旨意，要杨解散部队，武装发还地方，到昆明就职。7月，敌26军石补天旅长派参谋长到马街，劝杨放下起义的旗帜，由石报请总司令何绍周，很好地解决问题。杨对这些招抚、诱降都一一拒绝了。事后，石补天经过周密布置，由陆良团队配合军队，对马街发起大规模进攻，想以武力来征服。但杨没有被敌人的淫威吓倒，率领部队奋力抵抗，激战一天一夜后，向龙海山区转移。
1949年初，卢汉又派曲靖 局长周子高送来陆良、罗平、师宗、路南、泸西五县剿匪指挥和关防的委任状，并附以卢汉的私信，要以地方为重接受他委任。杨再次拒绝厂卢汉的招抚，并写一亲笔信通过梅玉芬转给卢汉，劝他在解放大军过长江以前起义。1950年杨到卢公馆赴宴问起此事，卢汉答：“自己力量薄弱，不能过早发动起义。如果照你的意见办，那也得跟你上山跑跑……” 同年4月，滇东罗平、师宗、陆良、泸西、弥勒一带游击区基本上联成一块，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部决定建立“桂滇黔边区第一行政专员公署”，任命杨体元、赵国徽为正副专员。
解放后，这位民主人士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可靠朋友，历任省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等职，默默地为各族人民的团结，为新中国的建设继续作出有益的贡献，。然而，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杨体元于1957年被错划为 ，政治上、生活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74年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昆明，终年86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对他的错误处理，恢复了政治名义。
中共陆良县委史志办公室 （根提杨体元自述等资料，郑浩廷整理）
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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