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健君(1919—1968)，甘肃榆中县小康营人。1919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0震撼着陇原大地。在这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时刻，正在兰州读书的高健君同志，受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追求进步，寻求真理，毅然以身许国，经党的地下组织选送，通过敌人-线，奔赴抗日民主圣地延安，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
健君同志在延安学习一年多，懂得了更多的革命哲理，进一步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甘肃工委工作。1939年春天，甘肃工委派高健君和魏子义同志到徽县做党的地下工作。被派往伏家镇小学任教，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与该校校长山炯堂、教员葛维西、范连元等同志，发动师生员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宣传队伍，宜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并相机进行有利有节的反-、反腐败的斗争。在斗争实践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在伏镇小学建立了党的第一个学生支部，建立起了党组织领导下的学生群众组织。
健君同志根据甘肃工委的决定，迅速组建中共徽县县委。为了正确领会和贯彻党的“精干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他与同志们一道研究.，充分运用有利条件，积极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在当地党、政、军、团各界中，团结争取了一批进步人士，并指派地下党员通过合法手段，打入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和教育、财经等部门的领导层。他的这些指导和安排，为陇南党的地下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为后来建立革命武装，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41年，在徽县党的工作有了一定基础后，健君同志先后又去清水、武都等地，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42年至1944年，他奉命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不久，西北局和甘肃工委就派健君同志来徽县传达大会精神，落实甘肃工委关于整顿组织、加强党员教育、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武装力量的指示。通过长期艰苦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到1949年初，一些镇和部分县自卫大队的敌伪地方武装力量被我争取过来，接受地下党组织领导，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还相继改造了几股土匪武装，使其弃暗投明，回到了人民中间。
1948年底，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甘肃工委决定组建了党的陇南地区工委，高健君同志任书记。1949年2月，陇南工委在徽县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调整了徽县工委，研究决定了成县、两当县工委的组建工作。健君同志还向我们传达了老区干部将随军到新解放区与地下党同志“会师”工作问题。他教育大家要向老区来的同志学习，团结共事，搞好新区工作，并派出几十名同志去延安学习。所有这些，为迎接解放作了准备。
行将崩溃的敌人，慑于人民革命形势的发展，于1949年7月拼凑起一个“党政军联防委员会”。7月26日，敌徽县县长兼自卫大队队长胡晋一，率自卫队和特务百余人，对我地下党活动中心地区伏家镇进行了重点围侧，杀害和打伤群众多人。8月24日，胡晋一与胡宗南一军军长陈鞠旅密谋，派敌军团长罗志德、警卫营长马发，纠集伪军700多人，与县自卫大队配合，分路对伏镇一带进行第二次围剿，将伏镇一带划为“匪区”，派敌军事科长边时芳率-重点驻扎防守，在榆树镇一带，敌人对我游击队实行重兵包围，军事-;妄图一举消灭。尽管敌人大搞-反人民活动，但在高健君同志领导下，由于我们依靠了群众，有深厚的群众工作基础，进退自如，坚持斗争，与敌人周旋两个多月，使敌人的围剿无法得逞。
1948年8月7日，健君同志根据天水地委的指示，在北山主持召开了陇南工委会议，决定进行武装突围。9月26日在骆驼口与敌军激战一个多小时，终于突破了敌人的-线，率领游击队在夭水县李子园，与南下的解放军会师。年底前，地下党组织配合解放大军，先后解放了徽县、成县和两当等县。
从1939年到1949年整整十个年头，高健君同志在陇南山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由于他那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勇于进取的革命精神和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为陇南地下党组织的建设和武装工作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全国解放后，健君同志奉调到甘肃省委工作，先后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书记等职。地位变了，环境变了，但他始终保持了地下工作时期养成的艰苦朴素、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勤奋工作的优良品质和作风。他长期分管党群工作，为甘肃的政权建没和党组织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一贯坚持党性原则，在党内不搞亲亲疏疏、拉拉扯扯，对同志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干部，都能襟怀坦白，以诚相见，平易可亲。他经常深入地、县了解情况，搞调查研究。1960年，由于三年大旱和工作中的失误，甘肃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几百万群众处在饥饿线上，健君同志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先后到了二、三十个县，深入农村，帮助县社领导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和群众一起渡过难关，深受群众赞扬。他下乡回到机关，经常晚上工作到十二点钟以后才回家休息。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严格要求自己。1954年，他任省委书记后，组织上配给他一辆“华沙”小轿车。他一直座到“文革”时期。这中间组织上几次提出给他换车，他都不要。他从来不让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乘坐配给他工作的轿车。他下乡检查工作，不让地、县和基层的同志特殊招待。1961年困难时期，他到武威下双公社搞了两个多月的调查，除自己的每月27斤口粮定最外，和群众一起吃干菜、同甘共苦，当地基层干部和群众深为感动那时牛活条件比较艰苦，但他积极乐观，和省委机关同志一起共渡难关，每周总要来机关食堂和大家同桌吃几次饭，体察干部生活情况，加深领导和同志们之间的感情。健君同志的这些优良品质和作风，给同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革”期间，健君同志由不理解到思想上 ，直到被批斗和关押，他没有承认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也没有千出任何一件违心的事。在他去世前的七天“突击审讯”中，毅然坚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革命气节，始终没有向林彪、-一伙屈服，没有写出什么“检讨”之类的材料，当然，高健君同志不可能是完人，五十年代后期，因当时党内“左”的错误影响，省二次-会后，在他参与主持反 和反右倾斗争中，也错误的批判了一些坚持实事求事的好同志。但当他后来认识到这些错误时，就坚决按中央指示办，对省二次-会以后错定的“ ”和错误批判了的同志，全部进行了甄别平反，重新安排了工作。
高健君同志的一生，是一个忠诚的革命战士的一生。他那为人正直、不居功、不诱过、更不以权谋私，辛勤工作的高尚品格，始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尊敬他、怀念他。他离开人世时，连老伴和孩子也没看上一眼。他的冤案，于1978年在党中央和甘肃省委的关怀下做了公开平反昭雪。当前我们正在遵循十三大的精神，加快和深化改革，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我们一定学习和发扬高健君同志光明派落、廉洁奉公的好思想、好作风，在新的形势下，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始终保持革命晚节，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自己的力量。(文章摘自《兰州人物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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