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明，陕西省渭南县人。郭子明家境十分贫寒，十多岁便挑着工具箱，走村串乡做木匠，借以维持生活。1926年初，郭子明到岳维峻任军长的国民军第二军当兵。第二军的绝大部分官兵是陕西籍人，故人们称之为“老陕军”。共产党在该军中的影响极大，党员达70余人，建有十余个党支部。郭子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于1927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子明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勤学苦练，打仗勇敢，在岳部当上了排长。他同其他地下党员一起，坚持在部队中进行秘密革命活动。1928年夏，程子华经武汉中央军校党员同学郭炳的介绍，到驻河南确山城的岳维峻部队工作，且谋到一个营部副官的职务。这样，更增强了共产党在该军中的领导力量。
岳维峻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为排除异己，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大耍阴谋诡计。他先将岳部调至江苏淮阴地区缩编为一个师，名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后又调至武昌南湖“整训”，并借口岳维峻反冯玉祥不力，撤了岳的职，以亲信曹万顺代之。曹带来一批黄埔军官，替代了该师中的大批老军官。因此，广大官兵对蒋、曹的排挤和歧视大为不满。在党的领导下，郭子明、程子华、赵品三(化名赵振鑫)等共产党员，利用广大官兵对蒋、曹的不满，利用官兵上下之间保持着的浓厚的乡亲、老部属等旧关系，加紧开展工作。这样，反蒋、反黄埔军官的情绪在该师迅速滋长。但这些黄埔生坚决-，且颇有-经验，这使党的活动也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斗争相当复杂艰苦。在这关键时刻，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军委，及时给该师中的党组织作了明确的指示︰“要采取精干隐蔽方针，积蓄力量，千方百计保留党的组织，坚持党的工作，等待有利时机，夺取这支武装。”
程子华、郭子明等地下党负责人，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谨慎而又积极地开展党的活动。不久，张发奎在宜昌、沙市一带反蒋，蒋介石则令曹万顺的新编第一师前往应战。因该师驻扎在洪湖革命根据地附近，这就为党组织发动兵暴提供了有利机遇。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岳部未出武昌时，该部中的地下党已决定张惟琛组织起义司令部，随程子华、郭子明、耿卓吾、季步高到宜昌待机。党中央还派石仲伟来协助起义。但后因党的负责人耿卓吾、季步高警惕性不高，过早地暴露了起义计划，反被第五团团长王俊杰杀害。
当时，驻秭归县城的第六团被缴械，用船将该团官兵徒手运回武汉之口。蒋介石见对这个部队的控制并不巩固，立即进行“彻底清换”，张惟琛、郭子明、刘振山、杜中美等地下党负责人和不少党员亦被“开除”。郭子明被“开除”之后，受中央军委指派，到阳新县委负责军事工作。
1929年9月，阳新大冶地区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由中央军委先前派来的军事干部谢振亚任军长，积极开展反“清乡”武装斗争。特别是同年10月，李灿、何长工率领红五军第五纵队进抵阳大地区，横扫了该地区的反动势力，各级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基本形成，土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发展。
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对此惊恐万状，急忙派独立第十五旅进攻阳大苏区，为该部举行兵暴又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下旬，第十五旅开赴鄂东地区，第二团一营驻阳新，第二营驻大冶，第三营驻江北团风。12月14日，驻大冶的第二营，在程子华领导下和红五军第五纵队的紧密配合下，成功地举行了兵暴。15日，驻阳新的第一营，在白玉杰领导下和郭子明指挥的阳新游击队和赤卫队的支援下，也成功地举行了起义。12月29日，由于愚、白志文等人领导，第三营九连在大冶兵暴再次获胜。之后，兵暴部队和红五纵队在阳新之太平地汇合，将兵暴部队编入红五纵队，纵队长仍为李灿，党代表何长工，郭子明任政治部主任。随后，红五纵队挥师南进阳新之黄沙，继续对部队进行整训。
大冶兵暴后，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立即调派第十六旅邓英部之第一团第四营，约400余人，到阳新县城驻防，并由阳新地方反动武装“常练队”300余人协助驻守。但国民党驻军及“常练队”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这对红五纵队攻取县城，消灭守敌有利。红五纵队为配合鄂东各县开展的年关斗争，决定攻取阳新县城。
1930年1月19日，红五纵队从黄沙出发，取道三溪口、浮屠街，直奔阳新县城。时值漫天大雪，北风凛冽，路滑难行。但红五纵队战士在李灿、何长工、郭子明等率领下，不畏一切艰难困苦，经一夜急行军，于20日中午抵达阳新城郊。他们在数以万计赤卫队员的配合和支援下，立即向县城发动猛攻。阳新城外红旗飘扬，刀枪林立，人群似海，喊杀声震天，敌营长伍玉琳不敢应战，慌忙弃城逃窜，顿时，城内一片混乱。县长赵铁亦趁混乱之时，携印潜逃。红军乘机攻进县城，全歼“常练队”。紧接着，红军追击逃敌，歼敌一部，缴获大批0弹药。同时，红军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捕的同志和群众。此役，红五纵队军威大振，深得民心。
1930年4月8日，红五纵队攻瑞昌县城未克，代理司令员游雪程(第一支队党代表)壮烈牺牲，第二支队支队长程子华负伤，使红军遭到一定的损失。在这之前，红五纵队司令李灿因病已赴上海治病，而党代表何长工也去上海参加全国红军会议，因而红五纵队暂由郭子明、邓乾元等人领导指挥。不久，郭子明等接到中央军委指示，要红五纵队迅即与活动在湖南平江一带的红五军会合。根据中央军委的这一指示，郭子明等即率领五纵队，由阳新出发，于5月初与红五军胜利会师。5月6日，全军在彭德怀亲自指挥下，胜利攻占平江县城，歼敌400多人，缴枪千余支，机枪12挺，子弹及军用品无数。之后，根据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武汉，饮马长江”的指示，除留第一、第三纵队在平江、浏阳地区继续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外，红五军主力，即二、四、五共三个纵队，挥师向鄂东南进军。5月15日，红军在修水数万农军的配合下，一举攻占修水县城。武宁守敌得报，弃城逃跑，红军胜利通过该县，于20日进驻阳新龙港。5月29日，红五军攻阳新未克。6月10日前后，红五军在大冶刘仁八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滕代远、何长工从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红军代表会议回来，传达了党中央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和决定。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红五军纵队扩编为红八军，将红八军与红五军合编为红三军团。6月13日，红三军团相继攻克了大冶和黄石港。15日，在大冶城内召开前线指挥部会议。会议决定主力南下，并留下两个营，由郭子明、柯庆施、陈奇等指挥，一方面坚持在鄂东开展武装斗争，另方面继续做扩红工作，计划筹建红八军的第四、五纵队。不久，根据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的指示，决定在鄂东新组建一个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
郭子明、柯庆施、陈奇等根据新的指示，立即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建军工作中去。他们夜以继日地积极工作，于7月初，以原红八军后方留守处的部分人员为骨干，与蕲(春)黄(梅)广(济)在阳新整训的人员和阳新、大冶的部分地方武装为基础，在阳新太子庙之李清村，成立了红十五军第一纵队，对外仍称第四纵队。7月11日，该纵队在司令员陈奇率领下，先行渡江北进蕲黄广地区作战。8月初，仍以原红八军后方留守处的人员为骨干，以赣北游击队和阳新、大冶、通山的部分赤卫队员为基础，在阳新港之黄桥，正式成立了红十五军的第二纵队，对外称第五纵队。8月10日，该纵队亦渡江北上蕲黄广地区。10月16日，第四、五纵队在考田镇正式宣布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郭子明为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红十五军基本组建起来后，根据党的安排，郭子明仍留在鄂东地区负责抓军事工作。他遵照中共鄂东特委的指示，同刘振山、蔡希贤等人共同努力，以鄂东特委机关的警卫连为主体，从阳新、大冶、通山等县的地方武装中精选部分人员，在阳新太平塘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之第七团，郭子明任政治委员，团长刘振山，副团长蔡希贤。
1930年10月5日至7日，鄂东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阳新太子庙之王官山村召开，到会代表计300余人，郭子明以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第七团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法》等重要文件，成立了鄂东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曹玉阶，郭子明当选为革命委员的执行委员、常委，任军事部长。会后，他肩挑鄂东十县工农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的重担，加紧训练部队，努力提高工农武装的军政素质，为筹建红三师之第八、第九团，正式成立红三师而积极工作。
1930年12月初，蒋介石纠集了七个师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进攻，武汉行营对鄂东苏区也发动了猖狂的围攻，重点为阳新。12月9日，国民党第二十六师师长郭汝栋，在海、空军的配合下，指挥全师向阳新黄颡口发起进攻。郭子明、刘振山等指挥员，乘敌立足未稳，指挥红七团和阳新的赤卫队、游击队，迎头痛击敌人，将敌击溃。11日，武汉行营代主任何成浚急调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的第二五九、二六两个团，机枪、迫击炮各一个连，由副师长华文选率领，增援黄颡口之敌。郭子明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为保存力量，夺取反“围剿”斗争的最后胜利，在给敌以必要的打击后，即主动向大王殿、白沙、三溪口转移，诱敌深入，伺机歼敌。
郭汝栋部在相继占领了黄颡口、太子庙、大王殿、白沙之后，骄横不可一世，以为红军不堪一击，继续向阳新苏区纵深地区“追剿”，又陆续占领了沿埠头、三溪口等地。1931年1月，郭汝栋命第二旅旅长刘公笃，以其第五团留守沿埠头，作为后防，令刘亲率三个团追击，并又先后侵占了排市、州、木石港等地，企图继续向龙港进犯。与此同时，赣北之敌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麟，指挥其第一六一旅之第五、六两个团，由武宁之路口向龙港进犯。而通山驻敌国民党新编第十师师长谢彬，也严令其约一个旅(二个团兵力)向龙港进逼。这样，龙港处在敌之四面包围之中，形势十分严峻。
但是，由于敌人深入到阳新苏区的腹地，战线越来越长。每占领一地，必分兵把守，这就暴露出它兵力分散的弱点。而这又为红七团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创造了机遇和条件。足智多谋、勇敢善战的郭子明、刘振山，为彻底粉碎敌人对龙港的合击，夺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首先指挥红七团向南犯之敌第一六一旅之五、六两个团，发动了出其不意的猛烈袭击，给郝梦麟部以沉重打击。郝部遭此一击，立即龟缩回武宁，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红七团获胜后，郭子明又指挥部队悄悄地撤离龙港地区，准备奔袭沿埠头驻敌后防第五团。1月30日夜，天下着鹅毛大雪，红军官兵在郭子明、刘振山的率领下，不畏冬夜的严寒，不怕山高路滑，向沿埠头疾进。天色微明，红七团已进抵沿埠头街口，在万余群众的支援下，立即发起猛攻。这时，敌人尚在睡梦之中，毫无准备，被打得昏头转向，七零八落。战斗仅进行两小时，第五团几乎被全歼。在这次战斗中，苏区军民击伤敌副旅长一名，团长袁梦铨被击毙，生擒反动民团团长佘召台，俘敌官兵200余人，活捉团匪60余名，缴获长 400多支，重机枪二挺，迫击炮一门，子弹数千排。
红七团沿埠头大捷，使敌军闻之丧胆，惊恐万状。占据龙港周围之敌刘公笃，见其后防第五团被歼，生怕红军断其后路，慌忙撤退。郝梦麟见势不妙，急速向赣北腹地退兵。谢彬部深知孤军难撑，也只好退守通山县城。郭子明乘敌撤退之机，指挥部队全力追击，使敌又遭受重创。
沿埠头大捷，打出了红七团的威风，既一举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又使红军得到很大的发展，红八团和红九团在凯歌声中相继建立。在此基础上，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于1931年2月在龙港正式成立，郭子明任政治委员兼师长(后由张涛任师长)，全师3000余人。
郭子明为人正直，态度诚恳，团结干部，爱护战士，在任红三师主要领导职务期间，与师部其他领导同志密切配合，团结战斗，顽强拼搏，又取得了著名的玉岭山等重大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二、第三次-“围剿”。在历次战斗中，郭子明总是身先士卒，奋勇向前，故深得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拥护和爱戴，在鄂东南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第二、三次反“围剿”中，红三师又得到很大的发展，全师已达4000余人。
1931年8月，根据中共湘鄂赣省委的指示，在龙港正式成立了中共鄂东南特委，郭子明当选为特委执行委员、常委。
由于敌人的围攻，赤白交界处的少数苏区被敌占领。为了巩固和发展苏区，鄂东南特委作出了关于“坚决收复田畔，沟通阳(新)武(宁)瑞(昌)的联络”的指示。郭子明根据特委的这一指示，于1931年10月，指挥红三师打响了收复田畔的战斗。
田畔是个大山村，三面环山，地形险要，是阳武瑞三县交通的要隘，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当时，田畔守敌为一个地方民团，约千余人，备有足够的弹药粮草，筑有坚固的工事和碉堡，企图用“闭门固守”的方法来顽抗。而红三师采用“声东击西”和“佯攻智取”相结合的战术，经过一场争夺战，终于攻克了田畔，歼敌百余，俘敌300多，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收复田畔的战斗结束后，根据中共湘鄂赣省委指示，红三师被改编为湘鄂赣省红十六军第九师九团，郭子明便改任九师政治委员。在建设红军的过程中，郭子明根据省委的指示，千方百计抓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他特别重视部队中党的建设，保证党对工农武装的绝对领导。对那些表现积极、打仗勇敢、阶级觉悟高的指战员，及时吸收他们到党内来，不断增强党的领导力量。在红九师中，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系统，经常召开党的会议，组织党员学习理论和政策，不断提高党员的政策理论水平。在九师，郭子明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进一步强化了以阶级教育为主体的思想教育。郭子明在实战中，逐步纠正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倾向。总之，郭子明呕心沥血，辛勤工作，为红军中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密切军民关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夺取对敌斗争的更大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3月17日至26日，湘鄂赣省委在江西修水上杉召开了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郭子明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增选为省委执行委员。
1934年1月，郭子明就任湘鄂赣省军区参谋长。不久，他随红十六师(即原红十六军)到修(水)铜(鼓)宜(春)奉(新)边区活动，不巧被敌重重包围。几次突围，均未成功。在弹尽粮绝的险恶环境里，郭子明毫不气馁，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广大红军官兵一起，挖野菜和草根充饥。在他机智灵活的指挥下，被围红军最后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道道-线，回到了省委驻地。
1934年11月，省委派他率部到浏阳之金钟湖一线开展游击战争。12月的一天，刚新建起来的游击队遭到敌人突袭。郭子明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沿指挥战斗。他奋不顾身与敌拼杀，不幸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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