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仲毓，男，苗族，又名胡钟武，奶名海云。少年时代就读于丹江厅高初等两级小学，1921年应聘到抚远小学教书，1926年参加贺龙部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任红四军一师一团团长，1929年奉命回雷公山地区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36年9月18日被害，年仅34岁。
胡仲毓，同胞兄弟3人，他排行0，父亲胡文锦在丹江县财政科当差。仲毓少年时代，就读于丹江厅城高初等两级小学。他出身低微，家境贫寒，使他自小怜悯贫民，铸就了不屈不挠、刚正不阿的气质和奋力抗争的精神。在校期间，时逢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进步教师梁聚五(雷山西江人，著名民主人士)的领导下，仲毓积极参与组织学生联合会，与同学彭英才、包东山等在学校组织学生-、闹-；还深入附近村寨，用民族语言向苗族同胞宣传革命道理，支持‘‘五四”运动，反对当局推行旧教育制度，反对-和洋货输入中国，-从军洗雪国耻。学生群起响应，青年农民纷纷参与，声势不断扩大，震动到乡镇各校，慌了伪政当局，县长李传璋亲率人马镇压。
1921年，胡仲毓应聘到抚远小学(现望丰小学)教书。从教期间，他活跃在学校和村寨民众之中，宣传进步思想，向学生传授进步知识，教唱进步歌曲等，深得学生的信任和家长的支持，但却遭到学校领导的嫉恨和指责，状告他不务正业，乱传谬论，-学生。于是他弃教从政，1924年任县属西区区长。这年，丹江地区遭受特大旱灾，庄稼枯死过半，贫民生活疾苦。时任县长李伯修是一个典型的-污吏，苛捐杂税频频，丹江苗族人民苦不堪言。仲毓疾恶如仇，怜悯贫民，不愿为统治者向灾民催粮逼款。因此，多次受伪政当局责罚，他一气之下辞职回家。
1925年初，胡仲毓邀好友包东山，以做生意为由，离家外出寻找真理。他俩常往来于铜仁及湖南的沅陵、平江、浏阳、醴陵等地，一边做布匹生意，一边寻找革命队伍。后经朋友介绍，结识了周逸群(字立凤、贵州铜仁人)，贺锦斋(贺龙胞弟)等人。是年10月，贺龙第二次在铜仁等地扩充部队，仲毓得悉后。带包东山、陶富国(雷山人，1926年在北伐战争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参加了贺龙部队，在部队上认识了李光庭等人。“胡仲毓”之名是他投身革命后改的，即阳光普照，万物更生之意。
仲毓投身革命后，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期间，经常在谢吉昌(胡仲毓遗孀谢翠兰之父)的客栈接头、聚会或住店。通过多次接触，谢老见仲毓为人正直、忠厚、有志向，流露出赞许之情。贺锦斋对属下时任营长的胡仲毓亦有偏爱之心，在一次住店摆谈中点了鸳鸯谱。谢老同意，将闺女谢翠兰许配给胡仲毓。
1926年初，胡仲毓与谢翠兰回到老家丹江结为伉俪。婚后无蜜月，没几天仲毓便与包东山一起回湖南。1926年6月，胡仲毓、包东山、李光庭等随贺龙部队开往大庸，7月在大冶。1927年初，胡仲毓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与李光庭、包东山等在湖南石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8月1日，随贺龙部队参加南昌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以后，胡钟毓随贺锦斋团转战湘、鄂西一带，先后攻克了慈利、石门、澧州、津市、石首等城池。
1928年1月，贺龙肩负党的重托，同周逸群等化装乘船离开上海，进入湖北洪湖，先后会合了贺锦斋、肖告鹄、吴仙洲等率领的游击队，组建工农革命第四十九路军，后改称为“中国工农革命第四军”，贺龙任军长、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贺锦斋任第四军一师师长，胡仲毓任一师一团团长。1928年8月，湖南省委指示贺龙部队攻打常德，朱德、毛泽东部队由井冈山出击湖南，从南北两线威胁长沙。当贺龙率部到达石门的渫阳、泥沙时，敌人已从湘西特委处破获行动计划，已有准备，使贺龙部队连遭袭击。在泥沙战斗中，军参谋长黄鳌、一师师长贺锦斋光荣献身。胡仲毓投身革命后，一直同贺锦斋师长破城克敌，出生入死，结成亲密的战友和同志关系。因有这样一段战斗历程，贺锦斋的儿子贺学禹回忆说：“我在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伯父贺龙部队解放大西南到达四川后，伯父对我说：‘快进入贵州了，贵州有胡仲毓、李光庭、包东山等人都是你父亲的战友，这些人是在湖南石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曾与你父亲参加泥沙战斗，在那次敌强我弱的战斗中你父亲光荣牺牲。时隔数十年了，但我的记忆犹新”’。
贺龙部队在湖南石门战斗中遭受损失后，率部转移到桑鹤边休整。根据-的指示，为了建立和扩大新的革命武装根据地，配合红军实现战略转移部署，贺龙与关向应等将领商议，认为贵州黔东有梵净山和雷公山的天然屏障，军阀势力较薄弱，少数民族人民生活贫苦，反抗意识强烈，在客观上发动建立农民革命武装的条件容易成熟。于是，委派了胡仲毓、李光庭和包东山等潜回黔东、雷公山地区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1929年2月5日，奉命潜回雷公山地区开展地下革命活动的胡仲毓、李光庭和包东山，扮布匹生意人回到丹江城。考虑到建立游击根据地，需要人和枪，离家3年余，各种情况不清，在条件不具备前，三人常呆在一起易使敌人怀疑。经议定，各人暂时分散活动，相机行事，以胡家为联络点。于是，李光庭外出，包东山在县城开布店，胡仲毓在城内乡村寻找机会，结交朋友。此后，胡仲毓袭用原名“胡钟武”。
同年2月27日，胡仲毓得悉在广西河池一带有红军活动，决定前往联系，邀好友杨应权、陆宴清，途经八寨(今丹寨县城)、都匀、独山、进入广西六寨、河池。因长途跋涉，延误时间，只在广西怀远与红七军工作队取得联系。经出示有关证件，说明来意，取得信任后工作队送给仲毓一只马号、一对马灯和一支马枪(马号于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收购，马枪解放后交给镇民兵连，一对马灯现收藏在黔东南州博物馆)，仲毓带着“三马”，与杨、陆二人踏上归途。
回到丹江城后，仲毓找包东山商量，认为仅靠三人的活动能力去拉一帮人马组建革命武装队伍是很困难的，要设法打人地方团防武装，视机控制队伍，为我利用。
一天晚上，仲毓正在书房里苦思苦想斗争策略时，听到妻子说“外面有人找”，出来一看，是一位商人装扮的陌生人。来人问明确是胡仲毓时，将一封信交给仲毓后，返身走了(限于党的地下活动纪律，有关重要指示信件，采取单线接头，碾转传递)。仲毓意识是重要信件，返身进屋关好书房门，在油灯下拆信一看，熟悉的名字，亲切的称谓，刚毅的字体，顿时倍感亲切和压力。这是贺龙在湖北藕池区写来的指示信件，要求胡仲毓、李光庭、包东山他们壮大队伍，迎合红六、七军到来。胡仲毓召集包东山和李光庭传达贺龙军长的指示，研究工作方案。同时，胡仲毓将这份信件视如生命，一刻不离身上。直到1935年的一天，仲毓对妻子谢翠兰说：“我万―有个三长两短(意即被人杀害)时，你要搜我贴身内衣里，找到
什么都要藏好，什么人都不要说，就是孩子们也不能讲”。谢翠兰在丈夫遇害时，从尸体上找到了一个小红布包，按丈夫的遗嘱一直保存达半个多世纪，直至1987年农历7月13日(俗称“七月半”)这份信件才告白于天下。
胡仲毓根据贺龙的指示，坚持党的地下活动。他以生意为掩护，伺机寻找机会。在城内活动期间从县城人流频繁的集市上，听到消息说“在广西和从江边界有一支军队活动，他们对贫民百姓很好”等等。胡仲毓听后就知道是红军的部队。为了与红军取得联系，经探悉，时驻丹江团防武装司令张元勋(丹江县人，曾在川军当兵，升任连长后脱离部队，收拢残兵股匪二、三百人，自称司令，1930年率部占领丹江县城)有向黎(平)从(江)榕(江)扩张地盘的企图。这是极好的机会，利用张的部队，攻打那里守军，削弱反动武装实力，减轻红军长征的阻力。通过亲友介绍，胡仲毓与张结拜弟兄，打人张部任编修，并自荐为其效劳，愿前往探察敌情。仲毓获准去黎、从、榕探敌守军实力时，顺道打听红军的活动去向，并在荔波、板寨秘密与红七军取得联系。回丹江城后，促成了张元勋率兵攻打黎平城。因枪弹补给不足而失利败回。张率残部出走紫云等地，后投靠贵州军阀王家烈。胡仲毓考虑党交给的使命，留在丹江。
杨昌隆，苗名者里杨，丹江县人，贫民出生，自小习武，读过几天私塾，取了一个书名。他满腮胡须，胡子齐胸，人称“杨胡子”。他爱打抱不平，接济贫民，甚得贫苦苗民的拥戴。1925年，杨昌隆为反抗丹江县伪政府的苛捐杂税和民族歧视，组织和带领丹江、榕江、炉山、剑河四县苗族弟兄近千人，在雷公山成立农民-队伍，打败当时占领丹江县城武装何统带(何名超，字希庭，丹江县永乐人，任“南方游击统带部”统带，人称“何统带”，辖1个团2个营兵员，受贵州建国联军第十一军军长李世荣节制)，攻破丹江城，捣毁伪县府，威震黔东南地区。后因事被胡仁杰县长设计逮押至省府。王家烈从其貌其胆其言，认为是可用之才，不究其过，还委他任丹江县剿匪大队长，撤销胡仁杰县长职务，委派一姓王的接任丹江县长。杨昌隆回到丹江城后，将队伍改称县民团，自称团长。王县长深知“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对杨昌隆的所作所为不管不问。
胡仲毓通过对杨昌隆民团进行多方面了解后认为：杨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草莽英雄，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团防武装带有革命倾向性，只要适时引导、改造，将是一支农民革命武装队伍。1932年，胡仲毓根据革命工作需要，通过关系，与杨昌隆结拜弟兄，任杨的副官长(人们称之为“胡团副”)。仲毓有文化，懂军事战术和带兵练兵经验，办事精干老练，深得杨之信任，一切事务放心交办。县属中区区长徐频洲，也极力举荐胡仲毓，时任丹江县伪政府县长袁善廉委任胡仲毓为中区副区长。胡仲毓充分利用其身份地位作掩护，积极开展地下活动，周旋在民团官兵之间，以及城内土豪绅士之中。
胡仲毓为了完全掌握这支民团队伍，他适时在兵丁中宣传一些革命道理，说“穷人不要欺压穷人，不要听信反动谣言”、“我们少数民族要齐心、团结，才能够保护自己”等等。平时办事和处理事务，不克扣粮饷，不歧视兵丁，公平办事，官兵同等。很快得到众兵丁的信任，有心事亦乐意说知，逢年过节邀去家中做客。为了充实这支基本控制了的县民团武装实力，征得杨昌隆的同意，胡仲毓带上筹款去广西，从宾阳请来了一批 弹的工人，在丹江城庙开办了军械厂，制造“中正步枪”和子弹。县民团自有了军械厂后，装备充足，实力增强，伪县府对杨昌隆惧怕三分，杨对胡仲毓更是言听计从。
不久，李光庭、包东山先后回到丹江城。胡仲毓为加强党在县民团的活动力量，经举荐，包东山也打人县民团任军需官。李光庭是外地人，又是孑然一身。为了便于革命活动，由东山的胞妹包秀珍作媒，光庭娶了包家隔壁的张荣青姑娘为妻，并在民团任职。此后，活动在凯里、炉山等地的地下党员王毅(又名王铭生、仁怀人)、俞雷(毕节人)、王治国到丹江城与仲毓、光庭和东山联系，密议建立以雷公山为中心的游击武装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他们以胡仲毓家为秘密聚会议事地点。商议事时，胡仲毓就交待妻子白天在大门口、晚上在堂屋做针线活看守掩护，一旦发现可疑人来，就以规定的暗号告示。据谢老太后来回忆说：“他(仲毓)叫我守门我就守门，从来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作为妇道人家也不必过问男人们的事，有一次忙进房间找东西，忘了打招呼，一推门进去，里面的人各自一惊，见是我以后才稳下来。我看他们有的在写，有的在看，小声谈论什么，你一言我一语很热烈”。
1934年春夏，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撤出洪湖根据地，进入贵州，攻占了沿河县。6月19日沿河枫香溪会议，对创建黔东特区的工作进行了布置。7月下旬，在沿河召开了有80余工农兵代表参加的苏维埃大会，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贺龙当选为苏区主席。
为了开辟黔东特区，贺龙和关向应等研究决定，从部队抽调百余名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分赴各地发动群众。9月，黔东特区拥有了沿河、印江、德江、松桃、江口等17个区革命委员会，1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
贺龙在铜仁梵净山地区活动时，联想起横亘黔东南的苗岭主峰雷公山，想到了因残酷斗争环境而失去联系的胡仲毓、包东山等苗、侗同志，一个战略计划在脑海酝酿中形成：将梵净山和雷公山连成一体，开辟新的苏区，扩大农村革命武装根据地。于是贺龙和关向应商定，派交通员秘密到雷公山区找原来的战友和同志。
胡仲毓、包东山很快与贺龙派来的交通员接上头。黔东特委指示：迅速建立雷公山地区党领导下的军事组织，壮大力量，策应黔东苏区，必要时向黔东汇合。
交通员还给胡仲毓带来一枚木制“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四方印鉴(现保存在胡仲毓之子胡大志家中)，并按贺、关-的指示嘱咐说：‘‘待时机成熟，你们就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张贴公告，建立政权”。
曾一度联系失败，仅靠自己的革命意志开展工作的胡仲毓，接到了贺龙和关向应的指示后，犹如黑暗中看见光明，革命道路明确，意志坚定。决定将手上掌握的丹江民团这支队伍拉出去，与黔东主力红军汇合，接受革命教育改造后，再运动回来，作为主要骨干力量，建立雷公山苏区。1934年夏，投靠王家烈部的张元勋，得悉丹江县民团自建有兵工厂以后，武装实力已今非昔比。便向王家烈献媚建议：利用与杨昌隆的熟悉关系，与杨合兵攻打铜仁毛光翔(与王家烈有隙)部下、孤守无援的车鸣翼部队，扫除敌对势力。王家烈对于排除异己很支持，张元勋率百余人枪重返丹江，对杨昌隆说明意图，杨想到王家烈曾有恩于己，但从丹江到铜仁，路途遥远，人地两疏，胜数无握。胡仲毓获知后，认为正是预定投奔红军的好时机，就极力支持、怂勇杨昌隆出兵。杨同意增补兵丁东征。
1934年初冬，胡仲毓与杨昌隆率丹江民军近千人马东征。他们择近道，避强敌，几经跋涉到达铜仁，包围了车鸣翼部队。名震黔东地区的杨胡子(昌隆)带兵东征的消息不胫而走，传说纷扬，引起了湖南军阀陈渠珍的忧虑和警觉。攻打车部的战斗打响后，胡仲毓率领丹江民军欲以速战速决解决这场战斗。但临战增征的民军，缺乏训练，再加上武器装备不足，大多数是大刀长矛武装，攻击力量弱。车鸣翼部队抓住丹江民军的弱点，集中火力-。民军经不住激烈而残酷的战斗，乱了阵脚。张元勋一看势头不妙，带自己的人马逃阵而去。胡仲毓为了保存民军，弃铜仁，进湘境，寻找红军主力汇合。刚入湘境，又遭陈渠珍部连番袭击，丹江民军损失惨重，失去了良机，撤回丹江。
这一革命历史过程，据老红军战士陈靖将军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的回忆录《特区黔东，特别有功》 (《当代贵州》1996年10月号刊)一文中记载“……还有一件被忘却的史实。在20年代即秦光远(贵州人)任贺龙副官长的时候，有几个雷公山的苗、侗族青年，也成了贺龙的朋友。……在黔东苏维埃成立时，为战略构想，拟将梵净山和雷公山联成一体，贺龙和关向应商定，派秘密交通员去苗岭方面找老朋友，进展顺利，很快找到了名叫胡忠武(钟武，又名仲毓)，陶富国和包小鲁(东山)的3个苗侗朋友，并如期组成一支三、四百人‘义勇军’。当年冬季，义勇军为向红军主力靠拢，曾挺进到玉屏方向，进入湖南地界。不幸的是，遭到湘西军阀陈渠珍部队的包围而失败。这件事，当时任黔东独立师政委段苏权及由井冈山向湘西寻红六军的罗维道，都有深刻的印象”。
此次东征，丹江县社会舆论只认为是民团单纯的军事行动，目的是想捞取好处，扩大自己的势力而已。胡仲毓沉着应对，努力做好伤亡民军及家属的安抚工作，继续在县民团站稳脚跟，等待时机。
胡仲毓一边协助杨昌隆办理各种事务，补充、整训民军；一边秘密开展地下活动，与光庭、东山、王毅、唐寿南(凯里人)、俞雷等一边总结经验教训，一边秘密建立雷山党支部――凯里杨再元老人是雷山党支部1936年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之一。并商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发展壮大党在雷公山地区的组织队伍，组织和领导各地农民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不久，红军长征途径黎平、从江、榕江北上的消息，由地下交通线传到后，胡仲毓决定率丹江民军配合。1935年春，胡仲毓与杨应清(丹江县人，民团营长，杀害胡仲毓的凶手之一)，率民团官兵三百多人马下榕江。队伍到达榕江东城边西门坡时，与王家烈隶属部队交战三天三夜，因枪弹补给不足，攻城得而复失，撤回丹江。此役，至今雷山大多数老人还公认。
仲毓出兵榕江时，按预定计划，光庭委派凯里党小组另一领导人李长青，率领凯里、台江、剑河、丹江等地民间农民武装数百人枪，集结雷公坪，筹建雷公山根据地。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现。
丹江县民团几经征战，虽有损失，但却锻炼了官兵，并已牢牢掌握在地下党手中。县政府县长陈祖训(贵阳人)，此人是国民党的政客，顽固-分子。他一到任后，就嗅出了异味。但城内多数实权掌握在杨昌隆手中。陈祖训对杨既恨又怕，明里奉承，暗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尤其对胡仲毓的一些活动消息有所耳闻，列入“-分子”派人监视，但抓不到把柄，又是杨昌隆深信的得力助手，不敢冒然下手。然而，善施心计、阴险狡诈的陈祖训，经探悉杨昌隆与其营长杨应清有隙，便暗地以县属中区区长官职许诺杨应清，又用300块银元收买杨昌隆侍卫张启光，部下张启明、余正龙、余德清5人。又得悉胡、杨、徐三人常在徐宅商量事务，一个排除异己的阴谋应运而生。
1936年9月18日，一桩家庭婚姻纠纷案告到区公所，与杨昌隆有些牵连，不便出面。胡仲毓、徐频洲受理完纠纷案后，与杨昌隆象往常一样凑在一起商量其它事务。杨应清等人已事先埋伏在四周，夜深人静时，冲进徐宅公房(区公所设在徐家)，杨昌隆见是自己的部属，毫不警觉，持枪在旁侍卫的张启光先一枪击在杨昌隆头上，与此同时，杨应清等举枪齐击，胡仲毓身中数弹身亡，徐频洲从内屋冲出，亦被枪击身亡。胡仲毓遇害时，年仅34岁。静夜罪恶的枪声，惊动了丹江县城，“9．18”丹江县城南门事件震动黔东、雷公山地区，也断裂了历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昭雪。胡仲毓的遗孀及其子女，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对仲毓同志的生平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贵州省人民政府通过核实有关材料，于1994年5月26日以“黔府函(1994)103号”文件，批复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的呈报意见，同意追认胡仲毓同志为革命烈士。1994年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给胡仲毓的遗孀及其子女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自此以后，雷山县人民政府于每年春节，以革命烈士家属予以优待和慰问。先烈的英灵得到了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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