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铭武(1889—1932），1889年9月生(清光绪十五年)，原名孙明武，字述周，汉族，兄孙铭久，弟孙铭宸别名孙耀祖都是抗日英烈，谥为抗日“孙氏三杰”。孙铭武与黄显声是“磕头弟兄”(拜过把子）。参加两次直奉战争和征蒙定边作战。
求学期间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孙铭武考入兴京(今新宾）县警官教练所，毕业后任兴京北四区区官兼地方保甲团团总。
1916年于千金寨参加声讨袁世凯运动。协助张榕组织辽东护国军。洪宪帝制取消后任清原罕羊区区官，兴京东昌区区官。
1919年(民国八年）该军改编为东北陆军(奉军）十六师，任工兵第三连连长，后晋升第三营营长。
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学员。
参加直奉战争
1922年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4年(民国十三年）任吉长镇守使第八旅运输队中校大队长，不久充任昌黎县 局长，直隶(今河北）临、抚、昌、卢、迁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兼地方保甲团团总。时年35岁。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
弃甲归田
1925年(民国十四年）因为对军阀势力造成的割据和民不聊生的现实的不满，已经是军方要员的孙铭武辞去了军职，在沈阳开了一家名为“福兴”的旅馆，旅馆只有20几张床位，这个曾经百战沙场的军人就此隐居下来，借以维生。同年参于郭松龄反奉。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当时孙铭武和原籍新宾湾甸子村的留日学生张显铭都在沈阳。他们目睹了日冠，烧杀抢掠的野蛮暴行，深感-之惨，相约分别回籍，联络同乡旧僚，雪国耻救危亡。
1931年9月19日(即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孙铭武就找到了拜把兄弟黄显声将军，要求抵抗日本军队。黄显声悲愤地说：“我是军人，军人要服从命令，但我黄显声是要抗日的，你们可以组织民众，成立义勇军抗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贼，民族兴亡在此一举。”孙铭武与其弟孙铭久、孙铭宸(别名耀祖）商量后，决计组织武装抗日。孙氏三兄弟将150亩水田和15间房子典押出去，以所得资金购买了100支 、1万余发子弹。与此同时，孙铭武还动员村民亲友举旗抗日，全村老幼无不赞颂。
张显铭回到原籍后，因他曾在国外留学，社会联系较广，与当地警甲多有往来。他首先向朋友张东郊、当地公安分队长盖光安等人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的情景，并力陈救国大计。张、盖等人深表愿效前驱，遂写信给兴京第九大队二十八步兵中队长李栋材。几经联络，李栋材同意“约期哗变”。
创作义勇军抗日军歌
1931年10月，孙铭武、张显铭、等在起义前夕，在孙家大院创作了一首义勇军抗日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这被普遍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义勇军军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母本”.
大苏河血盟誓师
1931年10月10日，李栋材佯装“剿匪”率部向议定的举义地点大苏河集中。
1931年10月19日，孙铭武、张显铭、孙耀祖、李栋材等400多人齐聚清原兴京大苏河城隍庙，高唱孙铭武等人创作的《血盟救国军军歌》，与奉天省警务处长黄显声联系，提出武装抗日主张。同山城镇的好友留日学生张天行组织抗日武装，策动辽宁公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李栋材部哗变。他们在大苏河城隍庙内，摆下香案，由张显铭诵抗日誓文，并把一支手枪置于香案，孙铭武、李栋材、张显铭齐说：“倘有二心，弹穿我胸。”遂后，孙铭武登台向全体官兵讲述目睹“九一八”经过，指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贼，民族兴亡在此一举”。遂以刀破食指，于庭柱上写“血盟救国军”五字。旁观民众和在场官兵，群情激愤，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东北去的口号声惊天动地。在兴京大苏河宣布起义成立“血盟救国军”。被推举为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孙铭宸在各地购置枪弹等军用物资。血书抗日救国於旗杆上。
大苏河血盟誓师后，孙铭武、孙铭宸和张显铭等人，先后分别到兴京、柳河、通化和桓仁等地，秘密联络各界人士共同抗日，兴京县公安大队长也暗中给予支持，使辽东血盟救国军队伍迅速壮大，直接威胁着辽东地区的日伪政权。
汉奸-贼、东边镇守使、省防一旅司令于芷山(后被日冠委为“满州国”上将警备司令)，得知孙铭武组织武装于大苏河举旗抗日后，深感震惊，派汉奸陈云久，以同乡关系找到孙铭武，表示只要“放下武器不抗日”，愿给县长、旅长之职为交换条件。孙铭武严辞拒绝，并骂他们“不如禽兽”，把陈赶走。于芷山见诱降失败又遭痛骂，恼羞成怒。通令驻清原、通化、金川、柳河、新宾等五县的伪军联合围击救国军。孙铭武率队沉着应战，多次击退伪军，血盟救国军获胜，军威大振。
1932年1月初，辽东血盟救国军迅速发展到千余人，全军集中到柳河县打牛沟进行整编。期间，孙铭宸四处奔走，为进一步武装血盟救国军筹款购枪。他回到原籍中寨子村召集村民代表商量，把村头石灰矿变卖后的资金用于购买0。村民一致同意买0援救国军武装抗日。先后从新宾、桓仁等地购买了0和子弹，以牛车送到打牛沟救国军驻地，进一步武装了队伍。不久于芷山又又派其心腹、参谋处长吕衡督率公安大队和伪军一个营，外有炮中队、骑兵队等，包围了救国军驻地。炮火激烈，弹飞如雨。救国军在孙铭武指挥下，顽强抵抗，鏖战终日，再次击退了伪军。是役，“击毙伪公安分队长以下五名，伤四十余名”。救国军牺牲20余名，伤16人。在激战中，孙铭久胯骨被打断，无法再跟随队伍转战，被隐蔽到群众家中养伤。(1932年5月，孙铭久伤病恶化不治牺牲。）救国军从打牛沟转移红石镇，准备以此为根据地，准备长期抵抗。这时，救国军重新整编了队伍，公推孙铭武为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重申了军纪，一时秩序井然，士气大振。由于以孙铭武为首的血盟救国军提出了明确的抗日宗旨，不动民间一草一木，深受群众拥戴，致使于芷山多次派出的伪军不但不真正攻打，反而同情血盟救国军。因此，救国军越战越强，成为辽东地区最早崛起的一支抗日劲旅。
辽东血盟救国军击退五县伪军联合“围剿”和打牛沟反击战胜利后，使于芷山威到武力“围剿”已无法使孙铭武屈服。于是，于芷山便施展卑鄙手段，瓦解这支日渐壮大的抗日队伍。
1932年1月15日，于芷山授意其次子、卫队团二营营长于宗谦前往血盟救国军驻地与孙铭武“谈判”。于宗谦面见孙铭武后，转达了于芷山的“合作诚意”。于宗谦代表其父说：“诸君均系有为之士，作无谓之牺牲，敝司令甚为惋惜，不如与我合作，待有机可乘，再行起事亦不为晚”。孙铭武和张显铭严辞以对，并向于宗谦提出，双方互不相扰，划分地域，保存抗日力量。于宗谦表示要请命于芷山。几天后，于芷山又复派于宗谦持信到救国军驻地，面邀孙铭武、张显铭等救国军指挥人员亲往三源浦“谈判”。信中还附有于芷山属下几十名军官，其中多为孙铭武相识故友联合签署的担保谈判人员人身安全的“保证书”。孙铭武等救国军领导人深知于芷山父子阴险毒辣，但想到于芷山投降日军之前，亦有过观望动摇，想借谈判之机，再次争取于芷山，以扩大抗日力量。总参议张显铭和总指挥李栋材惟恐上当受骗，坚持不肯前往。总司令孙铭武执意要去，认为“以大无畏的精神，至诚的态度，决可感化于芷山，若畏首畏尾，何以作大丈夫”。遂决定派人前往吉林省柳河县三源浦与于芷山谈判。
殉国
1932年1月19日，辽东血盟救国军总司令孙铭武、总参议张显铭等20名救国军军官及护兵百人来到三源浦。于芷山没有出面会见，却让人先摆宴席款待救国军谈判代表。宴毕借口天晚，强留住宿。孙铭武觉察到这是于芷山设下的“鸿门宴”，已知难逃虎口，当即写下遗书嘱其二子：“……父生年四十有四，时值国家变乱，余本国家军人，必须与国同难，故奋然抗日，号召民众救国，但不幸中途惨遭挫折。父今为国而死，吾子必继父志，为国努力……。父虽死九泉已暝目矣。再关于父之体骨，倘能回籍，暂不入土，必俟国土收复，民众免遭灾难，……再为安葬，是余所嘱”。写罢他拜托旧部刘锡九转给自己家。刘锡九悲感交集，涕泪而退。当晚夜半时分，于芷山以重兵包围救国军谈判人员驻地后，持枪入室，将孙铭武等20人缴械绑缚。孙铭武大骂于芷山是“-贼”，“背信弃义的民族败类”。几十个伪军把孙铭武等20名谈判代表拖走。是夜，寒风凛冽，大雪封门，于芷山害怕-外露，连夜把孙铭武第20名救国军军官枪杀在三源浦西门外。终年43岁。张显铭被害时身中两弹，昏死过去，被群众救出，养伤数月后，化装前往北平。
弟继兄志上阵杀敌
1932年1月19日孙铭武为国捐躯后，胞弟孙铭宸继兄遗志，把救国军余部，编为李春润率领的第三军团第六旅，并率全旅官兵血战清原，屡挫敌锋，屡建战功。
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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