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登仁，原名余登瀛，字大白，1903年6月15日出生在广东省饶平县九村镇陂墩村。九村一带，人多地少，村民世代以陶瓷制作、营销为业。余家在九村建陶瓷窑，并在大埔高陂、饶平黄冈等集镇分设碗栈，产销两旺，属小康人家。余登仁年7岁丧父，母子相依，靠叔辈经营陶瓷持家。8岁入私塾读书。1919年春，考入汕头华英中学。不久，五四运动爆发。5月14日，余登仁在汕头参加岭东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和--，开始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2年，他考进上海国民大学。求学期间，他和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广泛接触，受到革命薰陶，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救中国，决心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25年五六月间，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是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秋，余登仁大学毕业后回到饶平，参加中共饶平县支部工作，分工负责领导黄冈镇的工农运动。1927年4月15日，广东国民党当局继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在全省范围内缉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潮梅地区处于-之中。余登仁由黄冈转移至饶平北部上饶山区，参与领导饶平县第一次农民武装暴-动，攻打饶平县城，开创上饶红色乡村武装割据局面。7月，中共饶平县委成立，余登仁当选为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10月4日，为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他又参与领导饶平县第二次农民武装暴-动。
10月下旬，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四团在上饶区成立，余登仁任参谋长。1928年1月28日，国民党饶平县长毛琦率军队及地主武装近千人“进剿”上饶，第十四团及各乡农军奋起阻击，因力量悬殊，第十四团被打散，位于大陂楼的县委机关被焚烧。余登仁家中财物也被洗劫一空，房屋也被 武装付之一炬，一家老幼由叔父余浩扶携逃往他乡避难。家破人亡，并没有动摇余登仁的革命决心。他仍深入乡村，宣传鼓动群众︰红旗不能降下，坚持斗争下去。
2月中旬，在省委派来的军事干部徐光英的协助下，他重新集结第十四团人员，于上饶柏子桥重建工农武装，命名为饶平县赤卫大队。这支队伍在3月8日参加福建“平和暴-动”中，发挥了主力作用。8月10日，饶平县委机关遭敌包围，县委书记林逸响等县、区干部18人殉难，饶平县革命再次处于低潮，余登仁与县区干部詹瑞兰、刘金丹等以木匠、彩瓷、砌石、打锡、理发等职业为掩护，分散于福建省诏安、平和等县边界山村，坚持隐蔽斗争，并在秀篆乡老虎坑成立支部。后来支部与流落在这一带乡村的大埔县委的谢卓元等接上关系。12月13日，经福建省委批准，饶平、大埔两县的支部合组为饶大特委。并委派余登仁到平和县委协助开辟大溪、小溪等赤色区域。
1929年9月，余登仁奉调东江特委工作。次年11月调任中共潮澄澳县工作委员会委员，分工领导南澳岛、饶平、澄海沿海一带的渔民革命。1931年4月12日，因交通员被捕叛变，余登仁等六人于澄海鸿沟被捕，囚禁潮安县监狱。5月下旬，在潮澄澳樟东区委的策划下，准备越狱工具，买通看守人员，使余登仁等成功越狱，乘上党组织准备好的木船，驶向饶平西澳岛，辗转来到饶和埔诏县委所在地——招安县秀篆乡石下村，与老战友刘锡三(原名何丹成，曾任饶平县委书记)、谢卓元等重逢，并任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从此，他在饶和埔诏边区度过长达五年的血与火的艰苦岁月。
1931年11月，余登仁率游章堤、李树知代表饶和埔诏县赴江西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年底回来后，他传达了代表大会精神。县委决定在条件比较成熟的石下、炉坑两村准备建立苏维埃，分田分地。1932年春节刚过，县委召集20多名农会、赤卫队骨干，由余登仁讲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以及经济政策等重要文件。4月，中央红军进占闽南重镇漳州，有力地促进了饶和埔诏苏区的发展。借此春风，饶和埔诏县苏维埃政府于6月在石下村成立，余登仁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投入了繁忙的政权建设和抗租抗税的斗争。他发动群众，组建乡村苏维埃政权，丈量土地，减租抗税。
苏区群众运动的日益高涨，震撼着豪绅的封建统治基础。秀篆乡乡长王东先纠集龙潭楼、瑞麟楼民团近千人分三路“进剿”苏维埃政权。余登仁、张崇率饶和埔诏红军第三连和赤卫队沉着迎敌，打退敌人的进攻，俘民团团丁9名及0一批。8月下旬，秀篆、官陂乡公所及豪绅富户以重金请求国民党第四十九师第二九二团驻扎官陂、下葛，有一举“剿平”苏区之势。形势十分严峻。县委决定坚壁清野，迎击敌人。余登仁负责马坑前线的防御工作。他带领群众将牲畜、粮食、财物迅速疏散至龙伞崠山谷、密林里。同时，日夜不停地备放滚石，制松柏炮；在各条路口筑工事、设陷井、布竹签。9月3日，黄南鸿部向马坑发起第一次进攻，余登仁率第三连和赤卫队居高临下，施放滚石。顿时，滚石如雨，敌人抱头溃退。9月14日，国民党军以13个连的兵力，在官陂、青山民团的配合下，向石下、马坑发起全面进攻。因敌我力量悬殊，苏区防线全被攻破，第三连伤亡过半，余登仁率众退至龙伞崠山上。敌进入苏区后大肆烧、抢、杀，村庄几成废墟。劫灰未灭，余登仁、谢卓元、张崇分头到受害村庄带领群众搭茅寮安家；及时收集第三连人员，改编为饶和埔诏游击队，分散活动。
1933年春天，县委书记刘锡三肺病复发，余登仁及时安排他转移至饶平浮山区打石埔村亲友家治疗。刘锡三离开苏区时，县委决定由余登仁代理书记。此时，国民党当局对苏区实行经济-，严禁粮食、油类、食盐、布匹和急需日用品运入苏区，还在苏区边界设关卡检查。苏区军民的给养十分困难。为解决给养，余登仁在马坑发动群众集资，办起消费合作社，通过攀亲交友方式，从云霄县各圩集购买食盐、棉布、日用品，夜间抄小路秘密运入苏区，解决苏区军民燃眉之急。余登仁还率游击队奇袭官陂、下葛民团及富户人家，没收一批0、给养运回苏区。苏区就这样顽强而坚强的生存着。余登仁为革命斗争的发展，日不能饱餐，夜不能安睡，夜以继日地上奔忙着……
1933年至1934年春初，余登仁率几名游击队员越过敌人-线，到饶诏边黄牛山下的赤坑、旧宙、深湖开辟新区。黄牛山坐落饶诏边境，周围悬崖峭壁，只有一条小路上山，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黄牛山是 组织白扇会会首沈之光盘踞多年的老巢。山上设置演武厅和道坛，两侧密林处各置暗堡两座，演武厅至山下的小路上，每距数十步就设一哨站，前后呼应。山上驻会勇70多名，配备 、大刀。沈之光倚仗天险和实力，无恶不作。经常派会勇下山，强迫周围村里群众入会，上交“还愿费”，0群众钱粮。稍有不从者，轻则毒打，重则杀害。附近村民敢怨而不敢言。深湖村因得罪沈之光，被“剿”群众散了乡。余登仁进驻深湖村时，群众惧怕白扇会，不敢接近他们。工作难以开展。余登仁苦思对策，深感不拔除这个 据点，工作就不能深入开展。
4月下旬，余登仁获悉李金盛等率潮澄澳红三大队进军闽南，驻扎于八仙山下白鹤寺，即决定借其优势兵力，消灭白扇会，为民除害。他前往白鹤寺联络，商议好攻打黄牛山。他们先派两名侦察员以采药人身份上山摸清白扇会武力和设防情况。4月20日深夜，余登仁、张崇率饶和埔诏游击队和深湖等村赤卫队，与李金盛率领的潮澄澳红三大队、特务大队联合攻打黄牛山，兵分西、南、北三路直取演武厅，全歼白扇会会勇，会首沈之光逃命时被击中坠崖毙命。白扇会匪巢覆灭。乡民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新区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
1934年8月，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成立，余登仁当选为特委委员。特委成立后，派特委委员许其伟任饶和埔诏县委组织部长。许其伟进入饶和埔诏县苏区后，看到游击队粮食奇缺，战士们衣衫褴褛，没有鞋穿，连御寒的棉被也没有，但仍士气高昂。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何等艰苦的环境，这是多么好的战士啊!
是年冬，余登仁的家庭再次惨遭敌人 ，妻子刘鲫鱼被保长逼奸后悬梁自尽，母亲孤苦无依靠，便要九村赤卫队队员余龙章带路，寻找离家六年的儿子。他们在外转了四天来到赤竹坪，余龙章先进村告诉余登仁。余登仁听说家庭的不幸，悲愤交集，思绪万千。要不要会见母亲，他陷入痛苦思索︰分别六载，他是多么想当面安慰为他担惊受怕的母亲啊。可他知道有多少战士毁家遇难，多少战士离乡别井，在艰苦日子里，不能以感伤之情动摇军心。最后，他忍痛对余龙章说︰“请转告我母亲，就说登仁外出未回，无法会面。目前党有困难，剩下一点钱要作革命费用，家中有困难就请亲戚朋友帮助，革命成功后我一定回去看她老人家，尽儿子的孝道。”然后，拿出几毫钱给余龙章作为送母回家的盘费。此情此景，使站在旁边的女交通员邱足热泪潸潸。
母亲寻不着儿子，噙着眼泪默默地踏上归途……
1935年秋，国民党军队对饶和埔诏苏区实行“驻剿”，欺骗群众“自新”，强迫移民并村，赤竹坪群众被迫下山。县委机关只好到黄泥坑、尖崠仔等小村游击。一批战士牺牲了，一些意志薄弱者动摇逃跑，少数人变节。苏区更加困难了。县委派往特委的交通员先后牺牲在路上，没法与特委联系。最后，只剩下余登仁等26人坚持斗争。
余登仁为饶和埔诏苏区的巩固和发展，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深受苏区人民的爱戴。但是，中央红军长征后，闽粤边区一年多时间与中央失去联系，党内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仍然存在。特委主要领导人不顾客观事实，把苏区失利的责任推在县委身上，给余登仁扣上了“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并以“托派和社会民主党的首魁”等罪名，把他开除出党。1935年12月，闽粤边区特委决定解散饶和埔诏县委，还给了县委书记许其伟处分。
1936年春，闽粤边区搞内部“肃反”，大搞逼供信，余登仁受到株连。为弄清问题，闽粤边区特委宣布扣押余登仁，由政府保卫队从饶和埔诏苏区押往特委机关审查，途经水晶坪附近时，余登仁被错杀，时年33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对余登仁的冤案进行复查，追认余登仁为革命烈士。
余登仁毁家纾国，为革命殉难后，虽然寻找不到遗骨，没有立下墓碑。但苏区人民对他的深情怀念，就是一块不朽的丰碑。
来源：中国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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