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叔和(1915年7月14日—2008年2月5日)，字克如。出生于河北迁安。区域岩石及有色金属矿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
宋叔和出身于耕读之家，父亲宋锡龄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现代教育，回国后一直从事中学、师范学校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宋叔和幼年受启蒙教育于祖父，1923—1926年在县立西阁寺高小学习。1927年随父亲到卢龙县插班卢龙中学，后入唐山第四中学，才正式接受中学教育。1928年，学校组织学生参观开滦煤矿、水泥厂、制瓷厂和塘沽的碱厂、盐厂，14岁的宋叔和第一次感悟到实业救国的使命。1932年转学至北平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1934年高中毕业，为立志找矿勘查考入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当时的清华大学很重视学生素质的培养，第一年地学系只开一门普通地质学，其他课程都是外系的课。宋叔和就利用大量时间勤奋读书，尤其读了许多有关矿业方面的中外书籍。此外，他还读小说、打网球、游泳、踢足球，大学生活丰富多彩。那时的宋叔和求知若渴，博览群书，找到了人生最大的乐趣。大学二年级他写了《中国的玉石》一文，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并转载于《北京晨报》。
1937年，宋叔和与冯景兰老师正在河北省小五台山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为撰写毕业论文做准备时，抗战爆发，便随学校迁往长沙。清华大学与一同南下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大。1938年春，宋叔和参加了由湖南迁往云南的西南联合大学步行团。沿途在袁复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地质观察，徒步行走了两个月，增长了地质知识和地质工作才能。
1938年，宋叔和大学毕业，由于成绩优异留校任助教。他不因一批学友先后出国留学而后悔，却满怀热情地走上教学育人的岗位，想尽快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四年教学之余，宋叔和先后随冯景兰、张席提等赴云南西部与贵州西部进行地质与矿产资源调查，并且撰写了《云南保山仁和桥中志留世笔石》一文，首次以确凿的化石依据，论证了我国云南西部地区中志留世地层的存在，为该区志留纪地层研究工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宋叔和论证的“Monograptus Tlexilis Elles” （单笔石），不仅在当时得到好评，至今有关中国滇西地区的中志留世标准化石论述，仍以这一论证为重要依据。他与张席提老师共同研究黔西三叠纪瓣鳃类化石，合作采集鉴定，并形成了《贵州海相三叠纪之新产地》一文。
1942年，正值抗战极端困难的相持阶段，为地质找矿、开发大西北，宋叔和离开昆明，放弃稳定的教职，毅然调到重庆中央地质调查所，先后任技佐、技士。当年就与关世聪等一行人到新疆进行综合性地质矿产普查，出行于高山戈壁。宋叔和填制了当时尚少有地质人员去过的地区（如库鲁克塔格等）的路线地质图，亲手记录了古远地质的演化历史。他们在矿产地质调查中研究了新疆八道湾煤田的地质构造环境和煤层的分布规律，最早划分出早和中侏罗世燃料煤以及三叠纪炼焦煤。他仅用罗盘就地估算出了煤层比较准确的厚度，对嗣后的开采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1943年和1944年宋叔和编写了《八道湾煤田初步调查简报》、《对新疆八道湾煤田开采之建议》、《迪化八道湾煤田》等报告。这为20世纪50年代新疆乌鲁木齐（原迪化）煤田的地质勘探、开发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的地质资料。
1945年，宋叔和调到兰州西北地质调查分所工作，任技正兼地质室主任。1947年，应甘肃省资源厅制酸公司的邀请，调查硫铁矿资源，去了白银厂和厂坝等地开展矿产地调查。首次查明白银厂并非是大铁矿，而是大铁帽，并且获得在大铁帽之下可能存在大型黄铁矿矿床的结论，初步估算储量在100万吨以上。通过系统的野外地质调查和详细的室内研究，宋叔和首先提出白银厂地区的含矿变质岩是古生代海相变质火山岩系，可与世界著名的西班牙里奥廷托黄铁矿型铜—铅—锌矿床类比，同时获得白银厂地区金属矿床是黄铁矿型多金属矿床的结论。宋叔和的矿产地质调查报告，加上1948年和1949年先后发表的《甘肃皋兰杂岩之初步研究》、《甘肃皋兰白银厂南山系中之变质火山岩》等论文，为以后找到白银厂大型铜多金属矿床奠定了坚实基础。
宋叔和先后率队在天山和祁连山一带进行矿产地质调查达8年。除在白银厂和八道湾等地的地质找矿认识上有所突破外，还发现哈满沟的煤、托克逊的食盐、劈里沟的重晶石、温泉的钨、精河的钼、焉耆的铁—铜、照壁山和博乐的铅锌以及伊宁的砂金等，并且提出了地表评价意见。其中《新疆矿产资源》一文对全疆的开发和各矿种的地质找矿工作提出了初步意见。遗憾的是，宋叔和在大西北长年累月、含辛茹苦获得的地质找矿成果，在旧中国却成了一堆弃置无用的废纸。1951年，宋叔和听说迪化煤的开采规模扩大了，还参考了他和关世聪共同提交的《八道湾煤田找煤采煤报告》，很感欣慰。
1947年11月宋叔和调回南京，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此间参加了在台北召开的全国地质学会23届年会，在会上宣读了《甘肃皋兰系之时代与变质》论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叔和任南京地质调查所工程师。
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建设和国防事业急需工业原材料，地质队伍是工业尖兵，宋叔和满腔热情地投入找矿勘探工作。1950年他率队去辽宁青城子铅锌矿和岫岩铜矿进行矿产地质调查，首次查明了青城子铅—锌矿赋存于辽河群（元古代）特定的层位中，这是我国层控矿床概念的早期萌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1951年，宋叔和主动请战去西北寻找铜矿床，建议把白银厂作为铜矿找矿靶区进行详细的地质勘探。全国地质工作委员会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命他组建地质部直属地质大队——641地质地质队，到白银厂进行铜矿找矿勘查。1951年5月，任641队技术副队长的宋叔和及同事二进白银厂，当时，641地质队没有更多可供参考的地质矿产资料，技术力量也十分薄弱，除宋叔和外，只有五六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间破旧的老君庙是他们的住处兼办公室，几张芦席围起来就是厨房。白银厂风多是有名的，吃掺沙子的馒头和米饭，喝含硫酸盐的苦水，苦涩难咽，喝后腹胀腹泻。宋叔和与同事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每天爬山头，探老硐，请来当地石匠用钢钎、手锤和 开凿平巷。1952年，他们查明了铜次生富集带的存在，为深部原生铜矿找矿勘探提供了重要证据。所有地质证据均有力地支持了宋叔和早先的论断，白银厂不是铁矿，金、银和硫也属其次，铜矿床才是主要的。1955年4月，首次探明这一大型铜矿床，为西北地区一座铜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白银厂铜矿床除满足当时国家急需的铜矿资源外，还在铜矿石中发现了伴生的金、银、铅、锌和硫等诸多金属元素，使一矿变为多矿。在白银厂勘查期间，宋叔和主编了《白银厂矿区地质勘探报告》（1954），撰写了论文《祁连山一带黄铁矿型铜矿的特征与成矿规律》（1955）。该项地质找矿工作开创了在中国地槽褶皱带海相火山岩地层中寻找铜多金属硫化物矿床和此类矿床成矿理论研究的先河。
1956年，宋叔和任西北地质局副主任工程师，1959年任甘肃地质局总工程师，1960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兼职研究员，并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他负责矿产地质工作的布置和安排，并指导秦岭、祁连山和东天山地区的矿产普查勘探工作。
1956年，宋叔和与王恒升等一起，根据秦岭地质分队送来的含辉钼矿石英脉标本，到金堆城地区进行野外实地考察，发现了大规模浸染状钼矿化体的存在。参照白银厂铜多金属矿床评价的经验，他亲自与地质分队同志一起确定采样方案，并进行系统采样和化学分析，发现钼含量达到工业要求，经勘探证实为大型斑岩型细脉浸染状钼矿床。1958年，根据在白银厂变质海相火山岩中寻找铜多金属硫化物矿床的经验，在祁连山进行普查找矿的过程中，地质队发现了小型镜铁矿矿床。宋叔和和田奇隽一起通过野外观察，确定其为沉积变质型铁矿床类型，有找矿前景。他立即组建地质队，深入进行找矿普查工作。经过几年努力，终于找到了主矿体，并且将其命名为“镜铁山式”铁矿床。在此期间，宋叔和提出了在优地槽褶皱带内基性—超基性岩中普查铬、镍的正确战略决定，对后来评价祁连山系铬、镍矿床起到了指导作用。
1962年10月，地质部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成立，宋叔和被聘为技术副所长，从兰州来到西安。他参与了该所筹建的全部过程，为其确定研究（特色）方向、组建研究队伍、设置研究科室和购置仪器设备贡献了智慧与力量。
建所初期，不少年轻骨干善于野外地质工作，但外文阅读能力和显微镜下岩矿鉴定功夫较弱，而新来的大学生野外地质技能和室内研究功底更需加强。在宋叔和的提倡和指导下，全所兴起“苦练基本功”热潮。大家认真读书，在显微镜下观察岩石的矿物组分、结构，一大批年青科技骨干的业务素质得到极大提高，为以后出成果出人才打下了基础。
宋叔和除了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科学技术管理外，还经常查阅国内外资料，把握世界地质科学研究现状和科研前沿，结合研究所实际情况，从理论上总结经验，探讨问题，提高水平。1963—1964年，他先后发表了《关于北祁连山细碧角斑岩建造的有关问题》、《关于细碧角斑岩问题》等论文，把基础地质研究与矿产地质调查联系起来，显示出他在矿产地质科学上的前瞻性。
1965年，宋叔和率科研所奔赴大山勘查地质矿藏。1966到1967年，正是“文革”最严重时期，宋叔和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即便如此，他也未间断参与指导所内的科研工作。例如金川铜—镍矿床伴生元素综合利用研究，德尔尼铜矿床类型与特征研究、北祁连北秦岭火山岩典型剖面测制、拉脊山火山岩超基性岩有关铁—铜—铬矿产成矿规律研究等项目。
1975年，宋叔和从西安被借调到北京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学报》部，后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1978年，矿床地质研究所成立，他任所领导小组组长。宋叔和将研究所定位为：“研究我国已知矿产资源形成的地质条件、成矿理论和普查方向以及新技术和新方法在矿床预测中的应用”。这就把基础地质研究、区域地质调查和找矿勘查实践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宋叔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国的地质找矿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宋叔和十分注重吸收国内外的先进理论和经验。1978年，他率地质代表团出访英国伦敦地质学会，参加国际地质情报会议，并在会上做了《中国主要构造特征和岩浆活动》的学术报告。1983年，他赴葡萄牙著名的火山岩型铜多金属矿山进行考察，促进了两国矿床地质界的学术交流。1989年7月，他赴美国华盛顿参加第28届国际地质大会，并且对美国西南部数个大型铜矿床进行考察，并编写考察报告，为国内学者掌握国外铜矿床成矿理论研究发展趋势，推动我国铜矿床找矿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叔和十分重视地质科技学术交流。早在西北地质科研所时就创办了《西北地质科技情报》（1964），并为创刊号撰写重要学术论文。担任国家矿床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又创办与主编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所刊》和《矿床地质》等期刊，并在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以身作则支持刊物工作，提高其在学术交流中的影响力。
宋叔和身在北京，心却牵挂着西北他所熟悉的褶皱山系和座座矿山，惦记着那儿的地质事业的发展和后来人的成长。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有一个火山岩型矿床研究组聘请宋叔和为科学顾问，他欣然答应。在此期间，他多次听取汇报，并亲自在显微镜下复查了一条坑道剖面的岩石薄片，发现了火山—沉积岩（含碳酸盐岩）的成因信息，指导了研究工作顺利进行。1983年，有关青海锡铁山铅—锌矿床的野外研究基本结束之际，青海省地质学会和金属学会要在锡铁山现场召开矿床成因讨论会，宋叔和不顾山高路远，不怕高原缺氧，参加会议与现场考察。
1979年，宋叔和兼任中国地质学会矿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81年，宋叔和担任矿床地质所名誉所长。1981—1991年，他发表了多篇有关我国西北金属矿床成岩成矿规律的论文。1991年以后，他组织并主编了我国第一部矿床学巨著《中国矿床》和《1∶500万中国矿产资源图》及说明书，并同时出版了《中国矿床》（1994）和《1∶500万中国矿产资源图及说明书》的英文译著（1996），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优秀图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另外，还参与并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与计算机专家智能系统有关的地质专著《火山岩型铜多金属硫化物矿床知识模型》。宋叔和年逾八旬时，仍伏案检书，从未辍笔。1999年，他应邀撰写了根据李四光原著扩编的《中国地质学》中的第三章——中国岩浆岩和岩浆活动。
在矿床地质研究所工作期间，除担任所内科技管理工作与科学研究任务外，宋叔和还兼任成都地质学院的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对研究生要求非常严格，经常告诫他们，理论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还要多接触野外地质实际，宏伟博大的大自然才是真正的实验室。他培养的的博士生，大多已成为学科研究骨干。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地质技术人才。
宋叔和1954年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从第二届连任到第七届，长达39年，是科技界任期最长的委员之一。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就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和合理开发以及地质部门之间如何更好地分工协作找矿问题，积极提出建议。1991年，他在政协七届三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办法》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20世纪80年代，宋叔和被聘任为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为北京的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后来有人关怀他的政治归宿，建议他加入中共，他坦然表示现在年岁已高，这样已经可以了，组织上入党与否已不再重要。他求真务实、不图虚名的人格魅力赢得后辈敬仰。
宋叔和为了祖国地质事业的发展，舍小家顾大家。他自1951年结婚后只身留在大西北坚持地质工作，过了25年的牛郎织女生活，直到1976年调回北京才和家人团聚。宋叔和在生活上很俭朴，不铺张，但真有困难的同志常得到他的支援。
宋叔和一生淡泊名利。20世纪80年代，原地质矿产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在甘肃白银市的金鱼公园里竖立“铜城”纪念碑，表彰以宋叔和为首的641地质队（功勋地质队）——“铜城”开拓者。宋叔和没有参加纪念碑揭幕式，几年后，他在甘肃金昌市参加国际硫化物矿床学术会议后应邀去白银市参观访问。当宋叔和首次见到铜城纪念碑时谦虚地说：“怎么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这是大家的功劳。”
宋叔和在长期的地质工作实践中悟出了腿勤、眼勤和脑勤的治学之道。腿勤就是要坚持实践第一，注意野外调查，深入实际，踏实工作；眼勤就是要多看显微镜，多读书；脑勤就是要勤于思考，善于把野外实践与室内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善于综合分析，从多方面探索复杂的地质问题，善于剖析典型、抓住本质，对问题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
1997年，宋叔和为祝贺矿床地质研究所成立40周年题词“科研贵在立足实践，客观求实，勇于创新”。这是宋叔和对待科研的起点，也是他对待科研的态度，更是他在地质科研人生中获取成功的道路。
来源：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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