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1150～1223) 南宋哲学家、文学家。字正则，号水心。永嘉（今温州鹿城区）人。淳熙五年(1178)进士。历仕于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官至权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他力主抗金，反对和议。南宋大臣韩适胄伐金失败，叶适以宝谟阁待制主持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因军政措置得宜，曾屡挫敌军锋锐。金兵退，他被进用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曾上堡坞之议，实行屯田，均有利于巩固边防。后因依附韩适胄被-夺职。卒谥忠定。叶适在哲学上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他持唯物主义观点，反对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重视商业，主张提高商人地位，观点与朱熹、陆九渊对立。在诗文创作上,继承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从观点到文字均力求新颖脱俗，提倡独创精神，主张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归愚翁文集序》)。其文雄赡，才气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简质厚重而著名当世。他不满江西诗派奇拗生硬和资书以为诗的诗风，而倾向于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贾岛的流利清淡。与永嘉四灵（见四灵体）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等人友善，曾刊印他们的诗集,并极力推崇,如在《徐文渊墓志铭》中说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他的诗用工苦而造境生，艳出于冷，故不腻，淡生于炼，故不枯（《宋诗钞·水心诗钞》）。所作不限于五律，多五七言古，题材大于四灵。著有《水心先生文集》29卷,《别集》16卷,有《永嘉丛书》本、《四部丛刊》影嘉业堂藏明黎谅刊本。1961年中华书局将《文集》、《别集》合编并加校点，为新版《叶适集》。又有《习学记言》50卷，辑录经史百家，各为论述，有《四库全书》本，《习学记言序目》50卷，有敬乡楼丛书本。
叶适进士及第后，任平江节度推官。母亲病逝守丧，改武昌军节度判官。少保史浩向朝廷推荐，召之入朝，但其推辞不去。任职浙西时，读书人多愿追随其后。参知政事龚茂良又向朝廷推荐，召为太学正，迁博士。
他奏道：“作为人臣，其义务是为陛下建立明道、统一大业而已。今帝之仇未报，原有边界的一半还没收复，而进言的人认为应当乘其机遇，或应当等待其时，然而机会因自我而产生，怎能乘对方之机？时间自我所为，怎能等待对方的时机？于是，力量不足元气减损而甘为失败，到此时整二十六年。积累至今，总的看其难有四种。放下不共戴天之仇而扩大兼爱之义，自己造成虚弱之势，这是国家之难的第一种。”
“国家的状况是这样，士大夫的言论也是如此。进行奇谋密划者只寄希望于乘机待时；忠义者只寄希望于亲征与迁都；深沉远虑者只寄希望于固本自治，这是议论之难的第二种。”
“环视各位大臣，他们升迁，贬职很频繁。但有某种见解并且能激励奋发的有什么人呢？这是选拔人才之难的第三种。”
“发表议论的人只借鉴五代时导致纷乱的原因，而不考虑靖康之难的特点，以因循守旧的模式，而要驱使天下之人去报君主之仇，为形势逆阻，实在没有进展的余地。如果顺应战局的演变，则会频频改变主意，意志动摇，这是法度之难的第四种。”
“还有绝对不能忍受的现象：兵力由多而变少；财由富足而变为缺乏；不相信官制而相信吏属；不信任人而只信任法，不用人的能力而只用人的资历。这五方面，朝廷内外都认为不可变革，这不是当今切实的灾难吗？沿袭旧的体制并非一时的现象。谈论利害关系，辨明虚假与事实，判断正确与错误，决定废弃与保留，全在于陛下的所想所为了。”
皇帝看完奏折，沉思了良久。便封叶适为太常博士。正值朱熹被任命为兵部郎官，还没就职，就遭到侍郎林粟的-。叶适上疏说：林粟-朱熹，其罪名没有一个属实的，这是想发泄其私怨而肆意欺骗皇上。至于其中称作“道学”的一句话，是关键所在。不仅是朱熹，自古以来，小人残害忠良，都有指责的罪名。有时说好名利，有时说标新立异，有时说结党营私，最新捏造的“道学”之名，是郑丙提出并倡导的，由陈贾来应和造声势，主谋者是密相和付授，见到士大夫中有向往高洁品行端正的人，就把“道学”之名强加在他身上。把优点变为污点，把好学变成罪过。指着他人说：“我让你们得不到提拔。”于是贤能之士都心神不安，忠良之士解体，销声匿迹，以德行为污秽，来避免得到罪名。忍辱为随从，无法实现陛下的主张和抱负，而改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的说法，把“道学”作为大罪，朱熹从此因善良而遭祸患，诚望陛下匡正纪纲之明，禁绝欺骗、迷惑于萌芽状态，铲除暴行，以匡扶善良之人；来安抚公众言论。”叶适把上疏交给宫中使臣，但没能转呈给皇帝。
光宗继位时，叶适当尚书。在选郎官时，皇帝因病不能到重华宫上朝，这样延续了七个月。朝中无论大事小事，都放弃在一边。叶适拜见了皇帝，着力劝说：“父子的亲情本出于自然，脑中闪现的疑虑和心中的畏惧，都似是而非，并没事实根据。如果因为有病而一定要不理朝政，进而将责任归于下臣，那么，人情就会疏远。”后来皇上两次去重华宫，京城中的人都很高兴。叶适又奏道：“从今天起，应在上朝那天让宰相、执事、侍郎等先去。起居时间不同，两宫的旨意有难言之处时，可以让先行的人传达，责任有人承担，不能再让皇上接近小人，避免无事生非。”内臣又没上报。
不久，宁宗即位，凡有表奏上，都由赵汝愚和叶适裁定。叶适也升为国子祭酒。先是孝宗不高兴，光宗不到重华宫，群臣哭泣拽着皇帝衣■请求，皇帝竟然不去。叶适指责宰相留正说：“皇上有病，这很清楚；父子相见也应等待病愈。你不传告，使臣下随意议论像父亲一样的国君，这行吗？”没过几天，孝宗驾崩，光宗不能参与丧事，军士们纷纷议论，有什么变故及不测之事将发生。叶适又告知留正说：“皇上因为有病，故不能治丧；那么用什么话对天下人说呢？如今嘉王为长子，若预先说是天象所定，疑虑传言就会消除了。”宰相将叶适之语入奏皇帝，立嘉王为皇太子，皇帝应允了。不久得到御批，有“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的话，留正惊恐地离开了，此时人心更加慌乱，赵汝愚不明白忧自何来，让叶适和韩侘胄等人奏太皇及太后，拥待宁宗即位。赵汝愚成为宰相，他还想把功劳推让给叶适，叶适说：“国家危急时效忠，这是我们的职责，我有什么功劳呢？”韩侘胄倚仗功大进升了俸禄，却仍不满足，就埋怨赵汝愚。叶适告诉赵汝愚说：“韩侘胄的愿望不过是要符节与斧钺，应该给他。”赵汝愚不同意。叶适叹息道：“祸患从此开始了。”叶适竭力要求到宫外补职，被任命为大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被御史-，降了两级，后来就任于泉州。他入宫答皇帝话，说道：“陛下刚在大殿继位，我曾屡次说明屈身之义作为谦让之礼，上天开启圣明之光，削弱结党之偏颇，人才大致齐备。但治国应以和为大体，处理事务以公平为最。我希望大臣们都忘掉自己，体恤国政，平息既往之怨，图报于未来就可以了。”皇帝嘉许并采纳其言，召他为兵部侍郎。当时，有人劝韩侘胄立下盖世之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韩侘胄认为他说得对，就准备发兵。叶适上奏道：“甘心衰弱而偷安者是可悲的；改变衰弱而逐渐强大者才会兴盛。陛下公开任命大臣，率先考虑预算，一心想报靖康之耻，规划恢复0的江山。这是改变衰弱而接近强盛啊。我私下认为，一定要先察明并了解强弱的形势再确定政策，弱可以变为强，这并不困难。一定要准备充分而后动，防守稳固而最后征战。如今有人说全国已衰弱，暂且发兵，不怕后面的艰难，这极为危险啊！况且巩固政权，应当建设两淮的各个郡县，各自做为作战处所，坚固可以自己防守。敌人如果到来就能把他们挡住，彼此策应。之后，进取之计才可以商议。至于四方的御前大军，要训练他们，使他们足以控制敌人；大小臣下都应考察他们，让他们足以自己处理国事，这些都是为了巩固政权。所谓实德，当今赋税虽然很重，但国家越来越穷，比如人们一起买旧丝织品之类，民间还有用种田所得的一多半交税的现象。若想恢复国力，应对百姓多施恩泽，请下诏有司审察什么赋税害民最厉害，什么收费和机构应该裁减；所收的数额来限定支出的数额。这样，既在上面建立了实政，又在下面推行了实德，这是屡战不懈、必胜而不败的根本啊！”
正值诏令诸将四路出兵。叶适告诉韩侘胄说：“应当先防江面。”韩侘胄不听。没多长时间，各路军都败下阵来。韩侘胄害怕了，封叶适为宝谟阁待制，掌管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
叶适说：“三国的孙权曾经凭借北岸守江，自南唐以来才失守。建炎（高宗时）时期，绍兴没时间考虑，就请示朝廷，请求控制江北诸州郡，等到金兵大规模入侵时，淮河百姓仓皇砍断缆绳，争船逃命，淹死很多人。建康受到震动。我认为人心若动摇，就不能再控制，只有去劫持寨南金兵，利用其长处。”于是招募市井彪悍少年并入帐下，约200人，让他们收集石头，率领他们到江边去。到了半夜，遇到了金兵，就隐蔽在芦苇丛中，用箭射金兵，金兵应声而倒。箭射光了就挥刀冲上前去，金兵都惊愕发呆，不敢向前。黎明时，金兵才知来人不多，于是追赶上来，但他们已上了船。带兵将领又命令在石碑上刻下“定山之人劫敌营”的字样，他们割掉俘虏的左耳，便放回金营。
金兵战败，解了和州的包围，敌人撤退，城中才安定下来。宋军又分别追赶金兵，所到之处都捷报频传。金兵从滁州逃走。叶适治理事务像平时一样，军用物资都给了地方官府，不扰民。淮河百姓有秩序地渡江回家。只有寺庙得到些米和钱。退兵之后，叶适升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施行屯田的计划。
当初，淮河百姓被金兵惊扰，每天都处于性命不保的状态中。叶适于是在村落几十里内，依山水险要建造堡坞，使百姓恢复劳动，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小堡有四十七处。又在沿江地带创建三个大堡，石跋的大堡隐蔽采石地区的百姓；定山的大堡则隐蔽靖安地区的百性；瓜步的大堡隐蔽东阳地区的百姓。下蜀西护溧阳，东连仪直，缓和紧急情况，呼应救援军队，联络东西三百里，南北三十至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为一个率，教习射箭，没事时就站岗守边；以五百人为一将，有警报就增收新兵，并抽选各州禁军两千人，合并到堡坞的居民中，总共有四千五百人，共同守卫，管理机构在每年防秋时，就招敢死之士一千人，做为防劫寨焚粮的队伍。
因此，堡坞的建成有四条好处：人要告知敌人在北岸，共长江之险，但我有堡坞，可以作声援，所以敌人不敢上长江，而我军士气倍长，战舰也可以建功。汇和了滁、真、-等城；如有敌退逃之时，我军以堡坞全力帮助袭击，或者阻拦在敌人之前，或者尾随其后，必然取胜。这可以说是用力少而收获大。三堡建成，流散的百姓就逐渐归来。
但韩侘胄也恰在此时被朝廷诛杀，叶适因被雷孝友-附合韩，被夺职。此后十三年中，叶适曾任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嘉定十六年（1223)，病逝，享年74岁，廷赠光禄大夫，谥号文定。
叶适意志坚定，性格慷慨，以经邦济世为己任，为文辞藻华丽，神彩飞扬。韩侘胄欲起战端之初，因叶适文章、奏折中常有“大仇未报”等言语，故对其非常推重，而叶适自被召还，每次上奏一再强调用兵要审慎而后发，且力辞为韩草诏。如果出师之时，叶适再能够晓以利害，极力谏止，那么韩侘胄定不敢妄为，可免南北生灵涂炭的灾祸，宋朝及后世的议论者常常为此事叹息。
叶适诗文俱佳，是永嘉学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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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禧北伐 (公元1206年--公元12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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