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臣（1541～？），字惟邻，明，潜江人。官至山东布政司参政（从三品，相当于今副省长），但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有关他的宦迹记载却很少，我从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还有《明史列传》《汉阳旧志》等书中，淘出了潜江历史上又一位志向远大、秉性不群、刚正不阿、清廉闻名的名宦。
出使却金
潜江袁氏家族，在明清时期真是宗门赫奕，科甲鹊起。袁国臣的曾祖父是明正统年间在安徽铅山任过九年知县、告老还乡时囊空如洗的清官袁允行，祖父袁珣是明嘉靖年初广西临桂（今广西临桂县）知县，父亲袁纪也是明嘉靖年末的吏科给事。
良好的家庭环境，使袁国臣从小就立志高远，承载梦想，发奋苦读，想成年后干一番事业。明隆庆五年（1571），他三十岁高中进士。在古时三十岁而中进士属年轻有为之人了。中进士后，最初被授予吏部“行人”。明朝的“行人司”的行人一般以优秀的进士充任，凡颁诏、册封、抚谕征聘等皆归其掌管。在京官中地位虽低，而声望较高，升转子极快，初中进士，皆以此为荣。因而他很快擢升吏科给事。
袁国臣所任吏部给事虽然只是一位七品芝麻官，但他是稽查衙门政事的官。这有点像今天中组部某干部处的处长，他们都手握各省区及国家部办委高级干部的升迁、任用考核、考察权，见官都好像高一级。明万历五年（1577），他“奉使楚藩”，即今武昌。明朝时期，皇帝的子孙都给藩地封王，如明太祖朱元璋的二十六个儿子分别封为秦、晋、燕、周、楚、鲁等王，亦称“藩国”，并可以世袭、加封、嗣封。后来继位的皇帝又对其子孙封王，因而明朝成了一个亲王（藩国）林立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仅湖北就有明太祖对子封的楚王（第七子朱祯，武昌府）、湘王（荆州府）、郢王（安陆府，今钟祥市）；仁宗朱高炽封的襄王（襄阳府）、荆王（蕲州府）八位亲王，世袭加封的就无法统计了。藩王在其封地内可一手遮天，有的甚至凌驾于藩地州府-之上，于是亲王便与州府执政者时常发生矛盾，当出现矛盾后，就得朝廷派员来调查调停了。袁国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使楚藩的。
据《县志》和《汉阳志》（旧志）记载，袁国臣到达楚王府办完公差后，楚王（讳瞻鹄。是一位世袭的王爷）即馈赠他金子，他坚决不受。袁国臣认为“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无论是为你亲王，还是为平头百姓办事，这是我应尽的职责，我若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上对不起皇天，下对不起黎民百姓和列祖列宗。楚王对他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十分钦慕，随即给他赠送了一块“君正清风”的匾额。待袁国臣回到京城后，楚王还觉得一块匾不足以表达对这位难能可贵的清官之敬仰，于是又出资在大别山通往京城的道路旁专门为袁国臣建了一座“却金亭”（“却”即拒绝、推谢的意思），并树碑立传，让世人传诵。由此，袁国臣廉洁从政、秉公用权的清正德行被传承至今。
平寇建功
袁国臣受儒家教育，不畏权贵，忠君爱国意识特强。万历十年（1582），他已擢升刑部给事中（五品）。这一年六月，万历皇帝的首辅（即丞相）张居正病逝。张被谥封“文忠”下葬不久，袁国臣出于对皇上的愚忠，对社稷的负责，对张居正在辅政期间诸多施政失策的不满意、不理解，不畏其亲信党羽、权倾朝野的影响，与几位言官一同对张居正提出了-奏疏，使张居正在死后的第二年即被夺其封号，戮其尸骨。
明万历皇帝执政期，政治日趋腐败，民不聊生，各地豪强争霸，盗贼蜂起，社会动荡不安。万历十六年（1588），湖北的黄州、黄梅、蕲春，安徽的宿松、太湖一带天大旱，民大饥，可官府与地方豪强狼狈为奸，对饥民横征暴敛，毫不手软，黄梅、蕲春等地的农民抗粮遭镇压，于是武术教头出生的刘汝国挺身而出，他仿效水浒英雄做法，自称“顺天安民王”，率众起事造反，破仓放粮，接济饥民，跟随者数万人。朝廷先派是安庆指挥陈铖进剿，结果陈铖战死，全军覆灭。后朝廷又从应天（南京）、湖广（湖北）、江西等处派重兵联合进剿，官军仍溃败告退。
危难之时，朝廷任袁国臣为“徽宁（即农民起义军活动的今安徽宿松、太湖、潜山和湖北的黄梅、蕲春等广大地区）兵备佥事”，“督剿巨寇刘汝国”。我从甘鹏云先生的《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中的一篇题为《潜江袁使君平寇碑》（以下简称《碑文》）的文中，得知他在这次“平寇”战役中功绩卓著，人们为他立了一块七尺高（二点一米左右）的“平寇”丰碑，其碑文是时任兵部侍郎（正三品）的汪伯玉所写，并收录到了其所著的《太函集》一书中。
《碑文》先是写了“寇首”刘汝国如何之凶残，官军接连两三次败下阵来，并死伤惨重的情况，慢慢引出“戊子（1588），荆舒吴越遍凶，郢都袁使君则自掖垣出分部”。“先是袁使君发秋浦，直趋太湖，率守备万鹿年、材官郎子机部兵七百先至开府”。这里是说万历十六年，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寇贼四起，郢都人（当时潜江属承天府，府署在钟祥，旧名郢都）袁国臣受皇命从京城来到徽宁督办一部分“剿匪”军务。他从秋浦出发，率七百多机动的精锐军士，经太湖（县），先进发到达了开府（即今安徽的金寨县）。
接着写到“使郡躬率魏丞深入近垒觇（chān，窥视）寇”，他巧妙地安插密探和利用“寇属”劝降，分路防守，各个击破等战术，击败“匪寇”，擒获“寇首”刘汝国的过程。“剿匪”胜利后，碑文又写道：“诸父老郊迎守令，诵使君功，使君谢曰：‘是役也，开府壮猷，诸将士努力，国臣有何焉？’”。碑文还是写道：“东南不岁，殍以泽量……恒恒使郡，文武具足。批亢捣虚，矢不遗镞（zú，箭头）……丰碑七尺，以象太常”。
因其为政清廉，“剿匪”有功，随后迁升江西按察司副使（正四品），后又擢任山东布政司参政（从三品）。
家乡留墨
袁国臣对家乡眷念之情十分浓厚，他无论是在京城身居要职，还是告老还乡后，只要是家乡父母官求其写记、题字之类的事，他都欣然应允。他所留下的《清田记》《重修儒学记》等墨宝，至今在《县志》《旧闻》及《湖北文徵》等史志中都能找到。
明隆庆年间，潜江入儒学读书的生员愈来愈多，原有校舍已人满为患。隆庆六年（1572），知县梁栋在儒学旁新修两间教室，取名“明伦堂”，堂前的面墙上就留下了袁国臣草书的“随处体认天理”的墨宝。后来“勒石于学宫”前，以昭示读书人时时处处要修身慎行，知书达理，忠君爱国。
万历五年（1577），知县朱熙洽（江苏昆山人）在潜江进行清田，重新丈量土地，以便均赋税。这一举措抑制了豪强劣绅不当得利，得到了普通老百姓的一致拥护。当年他出使湖广（古时湖北的称呼），听了朱知县清田均赋有关情况报告后，写下了近两千字的《清田记》一文（收录在《湖北文徵》第二卷。以下简称《文徵》）。今人在研究明朝土地制度时，很多都引用《清田记》的内容。其中写道：“自嘉靖以来，汉水数涨。涨则田没民徙。田没则经界淆，民徙则故业失。猾里豪右，往往乘此蚕食。之间渔田、屯田与民田，犬牙错如。而民田之税，较渔田所输不啻十之七八”。由此形成“乃潜之民，田者不税，税者不田”，“国计之逋，民用之诎”，税赋不均，国家钱粮收不上来的混沌局面。“朱侯破百年积弊，与民更始，-四至”，使“潜民之休，不佞幸矣”！
万历七年（（1579），知县朱熙洽重修了儒学（即县里最高学府），请在吏部给事职位上的袁国臣写一篇“重建记”类的文章。当他收到函件后，并没马上动笔，次年，他因公出使湖广，借道回到家乡，亲睹了焕然一新的儒学后，于是热情满怀地写下了一千多字的《潜江重修儒学记》，被收录在《文徵》《县志》（卷五·学校志）之中。“记”中写道：“国臣适以使事过里门”，得知“朱侯以甲戌（万历二年，即1574年）上第来令，爰谒庙，清田赋，创城守，未之有暇”，很是钦佩。当参观了重修的儒学，感到“侯独雅意殷殷，是邦人之幸也！”“夫国家治安，托重乎人才。学也者，所以养士而待用者”“吾潜故号多贤，其文行往往有闻，惟即所为文，而日敦勉于实行，使国家坐收养士之效”“国臣不佞，谨与多士共勉之，以酬侯云”。
袁国臣死后葬于“县南崔家垸”（今杨市刘岭村一带），时任吏部尚书周嘉谟（天门人）为其撰写了墓葬志铭（可惜志铭没出土，不知其所云）。袁氏一门，前后七世显荣。其长子袁昌，贡士，赣州通判；次子袁昱、三子袁俱太学生。长孙袁调，贡士，怀远知县；次孙袁向谏，举人，公安教谕。曾孙袁俊龙，贡士。
清廉自守、修身慎行、忠君爱国的袁国臣，家乡人民十分敬重他。《县志》多处提及其名，清康熙年间潜江的“乡贤祠”中供奉就有袁国臣。
愿有更多的现代从政者，继承发扬“却金”之美德，扬我潜江名宦之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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