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昌英（1894～1973），作家，教育家；湖南省醴陵八步桥人，女；1916、1926年两度出国，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获文学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先后任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教授；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戏剧有《孔雀东南飞》、《活诗人》等，散文有《巴黎的一夜》、《琳梦湖上》等，代表作《游新都后的感想》等被选入高中课本；出版《法国文学史》、《法国文学》等著作；生前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6年加入民盟；次年划为 ，后又被判-，交街道监督劳动，75岁时被遣送回醴陵乡下，三年后去世；1979年获平反昭雪。
上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评定职称时，武汉大学的袁昌英和夫君杨端六都被定为“四级教授”。有人评说此举贴切地诠释了“帽子的价值并不等于头脑的价值”这一格言。
袁昌英（1894—1973年），号兰紫、兰子，湖南醴陵人。乃父袁雪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北京民国大学部部长，湖南省代理省长，云南、山东、安徽财政厅厅长等职。
袁昌英幼时在老家上私塾，稍长，被父亲接到上海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英文，开始受西方文化的启蒙熏陶。1916年自费赴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时，结识了周鲠生、杨端六等一群湖南籍热血青年。
杨端六（1885—1966年），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堂，赴日本留学。在日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被捕。后得黄兴资助复又到伦敦大学攻读货币银行专业。袁昌英心仪淳厚、博学的杨端六。适巧，杨端六曾是她父亲袁雪安的门生，素受袁的器重和信赖。由于这层关系，袁、杨日渐亲密。1921年7月袁昌英获硕士学位。回国后，这对富英国绅士、淑女风度的青年便携手在上海步上红地毯。证婚者是杨端六的总角之交、留英国际法博士周鲠生（一说在北京，证婚人是吴稚晖）。时袁昌英27岁，杨端六36岁。
婚后，杨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主任会计，兼《东方杂志》撰述。袁昌英则执教于北平女高师，教授莎士比亚，成为我国第一位研究莎剧的女学者。为求精进，1926年袁昌英舍下3岁的女儿杨静远，只身赴法，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戏剧。两年后回国，在上海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当教授。不久，杨端六应杨杏佛之邀，出任中研院经济所代所长。这一时期，他们生活稳定，情绪饱满，是袁、杨两人的著述丰收季节。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学术专著陆续在商务出版。早在1920年，杨端六、赵元任等三人就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四个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全国作巡回演讲。杨端六在长沙应毛泽东之邀在第一师范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席谈》等三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的负责人兼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杨演讲时毛泽东作的记录，曾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将讲词刊在1920年10月31日的《大公报》上。袁昌英也于1920年始发表作品，1930年出版了她的成名作《孔雀东南飞》。
经济学家杨端六崇尚理性、务实，他被公认为是中国商业会计的奠基人。袁昌英热爱文学，有诗人的浪漫气质。他们夫妇交游甚广，拥有一大批社科文艺界的硕儒时彦朋友，是时人钦慕的一对学者型伉俪。
珞珈三杰者，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也。他们相识于20年代初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时代，聚首于3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当时袁昌英任外文系教授，苏雪林执教中文系，凌叔华是文学院长陈西滢的夫人，主编《武汉日报?现代文艺》。武大坐落在武昌东湖边，珞珈山下。其时三人风华正茂，常有佳构问世，同为好友，被誉为珞珈三杰。三杰中，袁昌英年龄最大，学历最高，资历最深，是武大首批所聘的教授，又是在武大任教时间最长者。她聪慧过人，接人待物又有英国淑女风度，当属三人中的大姐。
袁昌英是位思想、事业型的女性。在教学上她挑大梁，一人授“莎士比亚”、“希腊神话”、“希腊悲剧”、“现代欧美戏剧”、法文和“中英翻译”等七门课，她恨不得把自己胸中的知识一下子掏给学生。她讲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精选几位作家的代表作，做深入细致的解剖，然后再指定阅读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她不仅抓教学，而且抓科研。她向学生传授三种读书方法：“游戏式”、“跳跃式”和“讨论式”。她还提倡三到：即“眼到”，“心到”和“ 手到”。要求学生深入进去，由表及里，着力提高他们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归纳能力。她并且把自己阅读的所思所感形成文字，与学生交流。她这种教法深受学生的欢迎。
袁昌英教学最讲究认真。1939年夏敌机在乐山大轰炸，她家片瓦无存，但她照样坚持上课。通货膨胀，生活困难，有的教授到外校兼课，她则始终把精力用在本校的教学上。教学之余，挤出时间从事著述。她的散文小品《忙》，是身兼教授、作家、主妇、母亲数职的袁昌英的真实写照。战乱岁月，原本大教授、大作家的大小姐袁昌英，入难敷出，不得不辞去佣人，自己下厨操持柴米油盐。令人发笑的是，她第一次用秤，竟将秤砣放在秤盘内，将要称的食物放在秤杆上称来称去；为了学会做菜，她用小本子记上十几种做菜的方法，如“烹鸭”一条，她写：一、把鸭子捉来，二、用刀将鸭杀死，三、在沸水中去毛……她的迂腐被友人讥为书呆子。
袁昌英精心教书，不忘育人。在介绍西方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时，持批评态度。当时武大学生剧社演出王尔德的《莎乐美》，大家希望她为剧本说几句好话，可她实事求是，善意提醒大家：“别为美的艺术所诱而误认为其内容的健康。这种病态的、颓废的作品披上优美动人的艺术形式最易于把人们引入歧途。”
她爱国，用作品热情讴歌前方将士、鞭笞大后方政府的腐败现象。她的爱国情怀在《朴朗宁教授》和《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的感想》中有充分的体现，一直为后来的研究者瞩目。
她不仅嘴上说，而且身体力行。她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中国的爱国文学》（未见出版），把屈原、杜甫、辛弃疾、文天祥介绍给外国读者。平时在家，她常把这些爱国故事讲给子女听。抗战伊始，她主动把自己的一大笔积蓄捐给国家。“九? 一八”事变后，身兼女生指导的袁昌英带领女同学和部分教职员家属，为东北义勇军缝制棉衣千余套。
在战前，袁昌英就自觉-，不管日本货多便宜，一概不买。在战时，当生活困难，随时面临敌机轰炸的威胁下，她坚持完成了二十万言的《法国文学》。她在序言中动情地说：“我这半年中，聚精会神地写了这部《法国文学》，苦真是苦极了……可是我的大安慰是：我是中华民族的女儿，我要尽我所能写书，因为中国不是埃及，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做奴隶的，所以我要在这中华民族精神的大火炬大光明中，贡献一只小小的火把！”其爱国热情跃然纸上。她在1944届毕业生告别会上勉励学生：“今后走上社会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每个人要牢记武大的校训，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一点气节。”
令袁昌英欣慰的是，她的一些学生后来颇有成就，如翻译家叶君健、莎士比亚研究者孙法理等。师恩难忘。战前的老学生张培刚在谈袁昌英的严格教学使他受益无穷时说：“……我赴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不到一年时间，就以笔试通过了第二外国语法文考试。”著名法学家、0官端木正回忆说：“大学二年级开第二外语课，我选修法语，是袁昌英教授讲课。她用的是美国教材，用汉语讲，也用英语讲。考试时，学生将法语译成汉语，也可译成英语。……这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至今还十分感谢袁昌英先生和其他老师们。
附提一则轶闻：袁昌英与徐志摩的私谊较厚。徐志摩遇难后，袁昌英督请苏雪林撰文悼念，同时自己也以小说体裁写了《毁灭——纪念一个诗人》，几年后发在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上，并收入1937年商务版的《山居散墨》文集。研究者一致推测“该文透露袁对徐的感情之深厚”，以至“张邦梅在《小脚与西服》一书中转述了张幼仪见到袁昌英的‘小脚’（实为“解放足”）时那种不安的心情，并且怀疑袁是徐打算娶的‘二太太’”。这是张幼仪出于忧虑、嫉妒的臆测。袁与徐的感情，只不过文人之间意气相投因敬而爱（柏拉图式）的情感而已。那时袁昌英与杨端六已订婚，并在几个月后于上海结婚。
斗转星移。“三杰”中的凌叔华1947年随丈夫陈源的出使国外而定居伦敦；苏雪林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流寓台湾。
唯袁昌英坚守武大。若论历史问题，袁昌英要比另两位复杂得多，她不仅出身于一官绅之家，1948年还曾以社会贤达当选为国大代表。丈夫杨端六自30年代间断任武0学院院长、教务长。更为触目的是杨的头上还有一叠“官” 帽子。他当官也事出“偶然”：1931年国民党元老钱昌照介绍在野名流杨端六为蒋介石讲学，杨因而受到蒋的器重。
蒋要杨端六出任军事委员会审计厅厅长，杨端六以不是军人为由推辞。蒋不允，他又不敢得罪，从而不得不提出：“不离校、不离讲台、不穿军装”、只在假期去南京兼职为前提条件，蒋竟全部应允，并授其上将军衔。
杨端六还是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 45年，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大，杨拒绝出席。也是蒋提名选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袁昌英夫妇完全是出于对未来的希望和信赖才留下的。
客观地说，50年代前半期，袁氏夫妇的生活和心情是相对稳定和欢畅的。解放后他们向组织交代了既往的历史，积极参加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信任。袁昌英入了民盟，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出席了三次武汉文代会，并当选文联执委。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武大外文系撤销，她遵命到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为译介苏联资料，她苦学俄文；为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她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杨端六继续在武大执教，同时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1956年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然而，这阳光灿烂的日子，被1957年的一场风暴统统卷去。
本来，袁昌英的历史问题早在1951年、1952年已交代清楚，“肃反”中也没做审查对象。1957年莫名其妙地被划为“极右分子”，剥夺教职，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后，湖北省高院又突然宣判她为“历史-”，开除公职，管制两年。
因当时袁昌英年老体弱，没有遣送外地-，留在校园内，由街道干部监督劳动，每天挥着大扫帚，扫满地扫也扫不尽的尘土和落叶……
袁昌英有一儿一女。女儿杨静远留美后，回国在北京工作，儿子杨弘远在身边。社会的高压令杨弘远透不过气来，学生时代的杨弘远因“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而屡受批评“帮助”。阶级斗争像烧红的磙子一样来回碾压年轻人的心，杨弘远终于做出与父母分居的决定，“文革”开始后更与母亲彻底地断绝了一切关系。
杨端六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忍受着身体和精神的极度痛苦，于1966年9月5日病逝。他比袁昌英少受了七年的“文革”劫难，当时他的身份是“历史-”，火化后连骨灰也没留下。
是时，袁昌英已75岁高龄，无生活自理能力。被学校指令住到一间小屋，孤灯冷灶。女儿在外地干校，儿孙又不上门，她只靠原保姆及侄儿及其儿子隔三差五地帮她干点买煤、装炉子的体力活。更想不到的是，一个孤老婆子还遭不白之冤。她女婿单位的造反派来找她外调，偶然看到桌子上胡画的字句，硬逼她承认那是反标，是恶毒攻击。袁昌英再三解释那不是她写的。然有何用？来者不由分说，恶狠狠地打她一耳光。造反派正要将她扭送派出所时，邻居家小孩子来了，主动说那是他画着玩的，方才解围。
林彪“第一号令”发布后，1970年1月，学校限令“五类分子”袁昌英于月底要离开武汉。身处“五七”干校的女儿杨静远好不容易联系上，将袁昌英迁往老家醴陵乡间一远亲袁星山家落户。袁昌英卷着一床小被卷，带着一条跛脚方凳两口装满中外书籍的木箱，告别她生活了四十年的家园——第二故乡武汉，跋山涉水到醴陵，由袁星山推着独轮车吱吱嘎嘎推到老家骆家坳。
所幸，乡风淳朴。乡亲们没有理会袁昌英是什么“份子”，把她看作是远道归来的老姑奶奶，叫她“老姑”。由于她的“身份”在县里榜上有名，所以不时被通知去参加“五类分子”训话会什么的。
袁昌英和杨端六治学几十年的书籍，大部分都捐给了武大图书馆。她到乡下，带着剩余的中外文书，一心想重译《莎士比亚戏剧集》。可是她身心疲惫之极，实在力不从心了。
她还热情地帮助下乡知青学英文，使她考上了大学。她用女儿按月寄来的20元生活费订了两份报纸，除了看报就是吸烟。有趣的是她备有两个牌子的烟：一是“经济烟”，八分钱一包，自用；一是“珞珈山”牌，二角一包，待客。一次她请人买“珞珈山”烟，那人没听清楚，买了也是二角钱一包的“岳麓山”，她很不高兴。她说她要“珞珈山”。她对珞珈山的感情太深了，那是她生儿育女，成就事业的热土啊！
初下乡时袁昌英身体尚好，有时拄着拐杖，到“袁家老屋”附近找人聊天。可物是人非，每每忆及往昔，再思现状，湖北的珞珈山、四川的乐山、湖南的骆家山，这些“山”压得她透不过气来，令她兴奋，令她悲哀，令她无奈。
袁昌英为她晚年居骆家坳的小屋取名“陋园”。那恐是名副其实的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的陋园。
1973年4月28日，袁昌英这只由爱丁堡振翅的孔雀，在历经79个春秋之后，在故园骆家坳蜕变为一黄土。
袁昌英逝世后，女儿杨静远遵从母亲的遗愿，从解冻的12000元存款中，捐出4000元给骆家坳生产队买了部手扶拖拉机，以谢乡情。
孔雀毕竟是珍禽，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被遗弃或遗忘总是暂时的。
1978年末《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向袁昌英发函，云该辞书要为她立辞条，请她提供资料。殊不知袁昌英墓木早拱，青草萋萋，她告别人世已经5年了！
她逝世6年后，1979年10月9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刑事判决书，白纸黑字冷冰冰地称：“撤销本院1958年12月16日对袁昌英判处二年的刑事判决”。仅以“不当”两个字，就轻轻地为20年的不白之冤画上了句号。武大党组织也对她的 问题作了改正。然而为武大奉献了一生的袁昌英和杨端六，却没有举行过追悼会。
倒是外国人没有忘记袁昌英，早在1976年美国作家CatherineLee就研究袁昌英的剧本《孔雀东南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现代中国女作家》文集，收有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全剧。挪威奥斯陆大学伊丽莎白·艾德女士，为研究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专门到北京访问袁昌英的女儿杨静远……
老学生们没有忘记袁昌英。袁昌英逝世20周年，她的年近古稀的老学生们结伴到醴陵乡下为她扫墓，以谢师恩。
1983年6月，-对《中国新文学大系》有关编选人员谈话时说，像“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也是不能忽视的。”随之，该书第十五集收录了《孔雀东南飞》全文。袁昌英的散文集《山居散墨》、《袁昌英作品选》、《袁昌英散文作品选》等随后也相继出版。1989年，湖南电视台播出的《我说潇湘女》节目中，有专节介绍袁昌英… …
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漫忆女作家》丛书，为袁昌英出了专辑《飞回的孔雀——袁昌英》。袁昌英与她的 苏雪林、凌叔华的名字必将被镌刻在新版的中国文学史上。
“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净土掩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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