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光豹

 百家姓大全   2024-08-23 18:26     0 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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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光豹,字幼文,又字饫闻,黄山市徽州区岩寺人,1898年(清光绪24年)出生于一个封建乡绅的家庭。他生性纯厚,资质聪颖,从小就好学不倦。其父鲍振炳霞栮先生是清末廪生,1906年在

  鲍光豹,字幼文,又字饫闻,黄山市徽州区岩寺人,1898年(清光绪24年)出生于一个封建乡绅的家庭。他生性纯厚,资质聪颖,从小就好学不倦。其父鲍振炳霞栮先生是清末廪生,1906年在岩镇创办了凤山小学,于是,幼文先生在已读过两年私塾之后,便也进入了这所新式小学读书。1912年入新安中学学习,三年后又去从程致泽恺周先生攻读。1916年秋,经父执许承尧际唐先生介绍,幼文先生去北京拜同乡的著名学者吴承仕检斋先生为师,吴先生指定给他的功课首先就是治段氏说文,然后又要他兼读章太炎先生有关音韵训诂之学的一些论著,就这样,为时虽只一载,却为此后的继续深造打下了相当扎实的根底。吴先生当时正任-佥事,虽还未与北洋军阀政府作彻底的决裂,更远未成为一位忠贞不屈的抗日战士和共产党人,但其热爱祖国、关心民瘼的强烈感情和耿直公正的高尚品性以及深思慎取、十分谨严的治学态度,无疑都给了幼文先生极好的教育,以致直到1935年他给吴先生的一封信中仍说:“差幸夙闻德教,不敢苟违,尚能谨身来力行,不蹈有过之地,以为师门玷耳”,从中不难看出幼文先生对老师的虔诚崇敬和所受影响之深。在因事回乡居家自学了近三年之后,幼文先生一度曾拟改而学医并去日本留学,为此先曾考入上海同德医专学习了一段时间,随后又去北京补习德文、数学,前后约有两年之久。但后来终于又改变了主意,决定扬长避短,仍在国学方面作进一步的精研、探求,于是复于1922年秋季去北京从马其昶通白先生治学。马先生不仅是堪与方、姚后先媲美的桐城文派大家,且于经学特别是《周易》也有精深研究,当时正担任“清史馆”总纂,德高望隆,在旧时代是被公认为“清流”、“纯儒”的人物。幼文先生拜在这位老前辈门下攻读了两年多时间,他不定期地前去趋候求教,质疑问难,既致力古文,又研治经史。“神州谁与系斜晖,怅望都无涕可挥。一事梦魂饶意趣,海王村畔挟书归。”从20年后幼文先生的这首小诗里,可以看出当时的这段学习生活给他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回忆。

  幼文先生是1924年冬离京回歙的,次年就应胡晋接子承先生之聘,出任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国文经学教员,从此开始了毕生致力的育人报国的教书生涯。子承先生倡导新学,创办二师,经过10多年的惨淡经营,使该校规模日趋扩大,教学质量日益提高,一时人文荟萃,在省内外都享有颇高的声誉。他对徽州教育事业有很大贡献,因而深为幼文先生所钦敬,但到晚年却愈来愈陷入复古主义的泥潭,乃至孜孜于佛学的研究和宣扬,甚至把一位著名法师也请到学校来诵经讲学了。而当时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早已势不可挡。面临这种形势,幼文先生对子承先生的某些倒退做法又是颇有腹非的。同时,鉴于家乡的凤山小学因其创办人振炳先生曾长期宦游在外,校务无人主持,学校早已停办多年,当时岩寺各界人士对于恢复该校期望十分殷切。于是幼文先生就在1927年秋毅然辞去了二师教席,而与方槛山、鲍君白等人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筹备,终于在1929年春把凤山小学重新开办了起来。一年以后,他才应聘再去休宁新棠村任教,而这时的学校也巳由原先的省立第二师范改为省立第二中学了。但就在此后的数年间,他对家乡小学的事务仍极为关心,后来还一度兼任过校长职务。

  自1930年年初起,幼文先生一直在省立二中(1934年起改名徽州中学)教书,历时15年之久。直至1944年春,由于挚友汪岳年先生再三邀约,情不可却,方才改去芜关中学(当时校址在与岩寺相距只有十里的西溪南村)任教。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芜关中学迁返芜湖。幼文先生也随往继续执教。次年秋,受聘为安徽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教学之余,兼事著述,曾有不少论文在《中央日报》的文史副刊上发表。

  1948年以后,由于胃病时发,芜歙之间交通又极其不便,幼文先生没有再去安徽学院,而仍留在家乡教书。他基于对新棠村特别深厚的感情,先曾重返万安的休宁中学但正如他在一首诗中说到的“萧条渐觉非前境,汗漫难期续旧游”。这时的休中校风、校舍都已大不如往昔,于是幼文先生一学期后便又转到歙县的徽州师范学校来教书,也就在这儿,这位多年来渴望光明,渴望祖国统一富强的老教师很快就迎来了解放,并于徽州师范学校任教。其间还曾受命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达半年之久。1952年初,因肺病严重退休。他在歙县先后被安排为县政协委员,而且连续三届被选为县人民代表。1961年1月8日逝世,终年63岁。

  在徽州,幼文先生以其精深的学问和高尚的品德而名重一时,深为广大青年学子所敬仰。50岁以前,他处身于腐败黑暗的旧社会,从不追名逐利,更不与反动军政界往来,而只潜心治学,专心教书,方正不阿,忧国忧民,而这样的身教正是给青年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具有一种无形的感召力量。

  谦虚礼让可说是幼文先生的明显特点。他平日与人交谈,包括对学生进行教导,总是和颜悦色,语气温和的,但他又是个是非界线分明,勇于仗义助人的人。1935年春,二中学生为驱逐反动的童子军教练,曾掀起一场声势不小的风潮,由于学校当局施展各种卑劣伎俩,最后风潮被压下去了,为首学生有5人被开除。幼文先生看到布告后,回房慨叹不已,并即私下修函给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汪采白先生,请他设法让其中的一名优等生黄宝华去南京安徽中学继续学习。此后,法西斯的军事教官在校内的威势越来越大了,幼文先生对此是抱有强烈反感的。

  1942年冬,他兼任高三班的级任,班上学生王治中只因一点小事触怒了教官,竟遭学校除名,勒令其“下期无庸来校”。开学之日,全班同学闻讯哗然,贴出了 书要求学校收回成命。当学校当局要幼文先生告知 书的执笔者是谁,以便给予惩处时,幼文先生明知其人,却拒不与校方合作,只说无法查清,校长慑于幼文先生的声望和广大学生的义愤,也奈何他不得,最后不得不撤销原定处分,仍让该生来校学习。接着,同学们又递上了意见书,要求校方革除一些弊端。幼文先生完全同意学生的合理要求,当他们拿意见书来请教师签名给予支持时,他欣然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时签名的教师还有程应鸣、汪世清等)。正由于幼文先生一贯维护正义,爱生如子,而又博学多知,诲人不倦,所以能博得学生一致爱戴,背后也都尊敬而亲切地称之为“鲍老天子”。

  幼文先生之于教学,确乎是高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虽然他国学根柢深厚,却讲课之前必先充分准备,所用教本上总是注得密密麻麻的,即使是抗战期间徽中遭到敌机轰炸,全校师生人心惶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难能可贵的是,除非万不得已,幼文先生绝不使用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国文课本,而是采用《开明活页文选》,或亲自另编教材。他在1932年所作的《高中精读文选本跋》中一开头就写道:“倭寇方张,国难未已。兹编所选,多以发扬民气,团结御侮为中心”,随后又说到:“至于前代兴亡之迹,攻守之要,事变虽殊,殷鉴不远,又且文章隽雅,可诵者多。……”其选材标准无疑是体现了文道统一,古为今用,教学必须服从于祖国民族利益的精神。1937年,学校把高中学生(从二年级开始)分为文、理班进行教学之后,他又自行撰写《国学述要》的讲义来讲授,讲义分为《字形叙略》、《音学浅说》、《史学源流》、《周秦诸子》、《群经要旨》、《经学源流》、《文学略说》、《文学源流》诸篇,要言不烦而评述全面,数年间反复增删修订,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充分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待教学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

  幼文先生既是位可敬的教育家,又是位很有造诣的学者,并且还是位才华横溢的诗人。

  然而,幼文先生所不惜为之付出更多劳动的毕竟还是在考据之学这一方面。从现存的他那近30万字的读书札记以及某些资料摘录来看,从周易、三礼到诸子、史乘,到诗文词曲,到歙地方言,其涉猎之广,用力之深,都是相当惊人的。他所作的《小篆多沿古籀说》、《论碑帖南北派》、《陶渊明无弦琴考》、《梁著陶渊明年谱驳议》、《毛刻三(二)家宫词读后记》、《招魂转语考》诸篇都真正做到了立论有据,考核精审,阐理明彻,行文有则,明显地保持了以江永、戴震为首的徽州朴学大师们的流风余韵。解放后,他又转而孜孜于家乡文物和现代汉语的研究,虽为疾病所长期折磨,精力日渐衰竭,也还坚持不懈,时有述作。他在晚年受聘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之后,就曾写成介绍徽墨的专著《徽墨丛谈》,并有《徽州的文房四宝》一文发表于《安徽文史通讯》,可惜的是《丛谈》一书正待付梓,却因“-”运动而被搁置下来了。至于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则多散见于《中国语文》、《语文学习》等刊物,其中的《学习宪法对语文方面的几点体会》、《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几点意见》、《说“打”》、《谈“除非”》等篇尤为语言学界所称许,吕叔湘先生就曾来信一再表示赞佩之忱,并在得悉其不幸病逝的消息后,挽以“论文欲辨秋毫末,有子能传许郑书”的联句,充分体现了两位学者之间的深挚交谊。

  文如其人,诗以言志。幼文先生是个性格内向而又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中年以后,就常因兴会所至而有所吟咏。幼文先生还很喜欢制作联语,平生所撰甚多,其中有不少堪称文质兼美的艺术精品。

  幼文先生的诗文遗稿经其子嗣多方搜集,悉心整理,已将其主要部分辑成《凤山集》,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鲍幼文论文选集》、《饫闻文存》、《凤山吟》三大部分,共约14万字。吕叔湘先生不但为全书而且还为其中的论文选集部分题了签,充分表明他对幼文先生一生治学成果的肯定和重视。全书序言出于幼文先生另一弟子、安徽省教育委员会顾问王世杰之手,王在极力赞扬老师的人品学问,指出“这个集的问世无疑是一件有益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值得欣庆的好事”的同时,还特地称述了幼文先生“一生治学中具有既求广泛涉猎又能深思慎择的明显优点和特点”和“在潜心治学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善于跟着时代前进,勇于自我扬弃,立志更新,不断进取的精神”。

  1933~1935年间,幼文先生还参加了《歙县志》的编撰工作。县志的总纂就是许承尧际唐先生。幼文先生主要是和罗长铭先生共同编写了其中的《文苑》、《儒林》部分,这为后世了解研究古歙的人文历史,继承发扬徽州绚烂多采的学术、文艺遗产留下了宝贵资料,也是功不可没的。

  幼文先生晚年曾把藏书的大部分计5000册左右赠给了徽州师范学校。这一慷慨义举充分表现了他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怀和期望,至今仍为徽州文化教育界人士所缅怀称颂。

  (本文摘自:徽州区文史资料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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