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1895～1963）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男，汉族，温县林肇乡董杨门村人。他29岁前，从未放弃学业，自1923年起，曾以旁听生资格就读于北京大学。1925～1927年，先后在福建协和大学、河南中州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28～1946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任通信员、员、研究员及代理所长等职。1947～1948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大陆解放后，移居台湾和香港，长期担任台湾大学历史语言所所长、教授。其间曾于1956～1958年任香港大学、崇基书院、新亚书院和珠海书院研究员或教授。他一生主要从事甲骨文考古与研究。世所公认，他是全国甲骨学中少有的几个大师级学者之一。在中国学术界，曾有"甲骨四堂"之说。四堂者，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也。
董作宾早年随父流寓南阳，父经商，家境清寒。他6岁入塾，12岁结婚；于求学之余，曾以印衣袖、刻印章、写春联等劳作，弥补家庭收入之不足。29岁前，虽然未放弃学业，但也未能潜心研读，大半是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学业的。他曾先后就读于南阳的元宗小学、县师范讲习所、开封的河南育才馆。在开封学"商简"时，始知有甲骨文。1923年，经人介绍到北京大学抄写讲义。因工作勤奋，为冯友兰、徐旭生、顾颉刚等教授所器重，特许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并开始了甲骨文的学习研究。
改变董作宾学术及生活道路的是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他是于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副教授时，结识傅斯年的。1928年4月，傅斯年负责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写信给因母病回南阳中学任国文教员的董作宾，聘他为通信员，安排其负责调查洛阳石经及安阳殷墟甲骨出土的情形。董作宾欣然受命，遂于1928年夏至安阳小屯，认真进行了实地考察工作。
小屯村的龟甲兽骨是19世纪农民耕田时发现的，当时的药材商把它当做"龙骨"廉价收买。直到20世纪20年代，甲骨文研究方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但由于古董商、药材商多年在小屯村掠夺性地挖掘、抢购，使殷墟的古文物遭到严重破坏。董作宾目睹此状，深感痛心。于是，他撰写了有关调查报告，详细述及了考察见闻，并提出了新的发掘计划，呈交傅斯年。
这个报告，很快得到傅斯年的重视。1928年秋，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董作宾被聘为员，主持小屯遗址的试掘工作。试掘工作从10月13日开始，到31日结束，收获颇丰。他又用近一个月的时间，撰写了试掘报告，摹写了出土的甲骨文字，并就许多文字的考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一报告为殷墟进一步发掘，提供了切实的依据。从此，董作宾的名字便与殷墟考古和甲骨文字的研究连在了一起。
考古发掘是一项耐心细致的工作，尤其是在屡遭毁坏的历史废墟上发掘，就更要有敬业与献身精神，更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董作宾正是以这种精神和态度，以对事业的无限热忱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进行考古工作。从1928年10月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董作宾主持或协助李济博士主持史语所考古组，先后对殷墟共进行15次发掘，获得了大量的有字的甲骨和无字的器物，其中最重要的是1929年12月12日发掘的"大龟四版"。这个发现，轰动了中国学术界。李济说："'大龟四版'的发现，为现代中国考古学建置了一块稳定的基石。"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写信给史语所，索要拓片，董作宾满足了他的要求。这些拓片，对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对充实他的《卜辞通纂》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在《卜辞通纂·序》中说："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于与李济博士同辟出殷墟发掘的新纪元。"后来，董作宾将其发掘的甲骨文，凡13047片，著录于《殷墟文字甲编》（1948）和《殷墟文字乙编》（1948～1953）之中。
董作宾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发掘整理上，尤表现在解读与刻法的研究上。
甲骨学界到今还流传着董作宾研究"卜"字形、声、义的趣谈。甲骨文中时常有倒竖各异的"卜"字，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个符号究竟代表什么?当时尚无确切的解释。为求其解，董作宾颇费一番心思。那时他住在北海静心斋，面对拓片苦苦思索。后来，他到药店买了甲骨，依照古人在上面钻刻，然后点燃香火凑在钻凿之处灼烤，灼烤到一定程度，龟甲上发出与"卜"音相近之声；他翻过龟甲，发现灼烤炸出之像，便成"卜"形。他对照甲骨拓片反复比较，得知这种"卜"兆之象，便是"卜"字的原始字形。早期"卜"字，中间总是一直竖，但旁边的一点可在左在右，可向上向下，视钻灼的部位而定。中间一直固定不变，是因为钻凿时，中间的刻槽最深，被火一灼，最薄的地方先炸裂。就是这样，他对"卜"字的形、声、义做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一字破释，揭开了甲骨文研究中不少难解之谜。
对甲骨文的契刻研究，他同样下过一番独特的功夫。为此，他曾特意在安阳结识一个以刻假甲骨文为业的雕刻家，从中学到许多辨别真伪甲骨文的知识，同时进行了另一种极有价值的实验。他曾多次用放大镜仔细审视刻字交叉的地方，又对照放大20倍照片仔细观察，他发现刻契甲骨文有固定的习惯，有的先刻直画，再刻横画，有的则先刻横画，再刻直画。刻直时完全刻直，刻横时完全刻横，从不象写字那样交叉进行。对比不同实物与拓片，细心研究刻辞笔画的先后次序，他发现刻辞的习惯因时代不同而异。这一发现，对考证刻辞的年代大有裨益，进而对考察不同年代的社会文化亦大有裨益。
董作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于1931年撰写了《大龟四版的考释》，继而于1933年又撰写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在《大龟四版的考释》中，他提出了"贞人说"，认为由"贞人"可以推断出甲骨文的时代；而《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则将《大龟四版的考释》中八项断代标准，进一步确定为：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标准。并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武丁（及其以前的盘庚、小辛、小乙），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5个时期。从而使甲骨文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殷历谱》是董作宾长期苦心经营的另一部甲骨学力作。从1930年开始，董作宾即注意到甲骨文中对日、旬、月、年的记录，尔后不断汇集有关资料，细心整理，到1935年方理出头绪。深入研究则是在战乱流离中进行的。抗日战争开始后，董作宾即随史语所先后流寓于长沙、桂林、昆明等地。1940年日寇-滇缅公路，云南告急，史语所又迁至四川李庄板栗坳。大迁移，让人疲惫不堪，心神难定，再加上生活清苦，不少人已另谋生计，留下来的人亦难把精力集中到学术研究上。但董作宾不管迁到哪里，只要能放下书桌，就立即投入工作。在昆明，史语所设在龙泉响应寺，考古组在寺内的龙头书坞安置下来，面积狭小，走廊作室，研究与住宿同屋，人员与标本共栖，他没有停止工作。在李庄，生活尤为艰难，当时董作宾家庭人口多，薪水少，时有断炊之虑，但他仍未放弃对殷历的研究。
《殷历谱》虽系历谱，却涉及多方面的知识。为求精确，董作宾曾向有关学者请教，发奋攻读天文历法方面的书籍。书的内容涉及大量数字，仅推算一项，足以令常人望而生叹。有段时间，他曾陷在数字堆里，或笔算，或珠算，整日忙个不停。有人戏说："历史语言研究所变成数学研究所了。"
《殷历谱》于1943年着手写作，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艰苦阶段，物质条件极为匮乏。他白天处理日常公务，晚上点起桐油灯写作至深宵。他的写作不同一般方式，而是用自研的石印油墨一字一字地写在石印原纸上来印制，每日写印一页或两页。直到1945年4月，全书才写印而成，历时一年又4个月。该书分上下两编14卷，把殷代的历谱做了全面整理。以当时的资料和研究环境来说，编写此书实在是一项艰巨浩繁的工作。
《殷历谱》出版后，当时国民党政府为其颁发了嘉勉令，许多著名学者纷纷致函道贺。傅斯年说："《殷历谱》使中国历史向上增益300年"，李济博士称《殷历谱》是："一部划时代的大贡献"，"为甲骨学开拓了一个新天地"，"是学术界一件伟大的创举"。
董作宾一生的学术论文约200余篇，内容除甲骨学外，还涉及商代历史的诸多方面。20世纪60年代，世界书局和艺术印书馆出版有《董作宾学术论著》和《平庐文存》；70年代，艺文印书馆又出版有《董作宾先生全集》分甲、乙编，凡12册。
此外，董作宾还是著名的甲骨文书法家。至今，许多海内外学者无不以珍藏他的手迹为荣。
董作宾先生于1963年11月23日卒于台北市。一个多月后在印度举行的第26届东方学会年会上，德国汉学家福安柯（franke）提议，为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董作宾默哀一分钟。这一提议得到与会学者的一致响应。于是，会场气氛庄严肃穆，人们以沉痛的心情悼念这位闻名世界的甲骨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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