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述，别号健周，1901年出生于湖北省应山县吴家店(今广水市吴店镇)一个工商业兼地主家庭。其父何云门为晚清秀才，后就读于湖北两湖师范，1909年毕业应聘为应山高等小学堂教员，举家迁居应山县城，历任应山县教育会长、劝学所长、应山县教育科长、应山永阳中学校长等职。何子述自幼在父亲开设的私塾读书，1909年随父就读于应山高等小学堂，1915年考入武昌第一中学，1919年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本科英文部学习，1923年毕业留校任教。
何子述在武昌高师期间，时值五四运动爆发，受到科学与民主的启迪，追求真理，接受了马列主义，并加入了董必武、陈潭秋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董必武、陈潭秋回湖北发展中共党员，开展革命活动。1922年1月，武昌高师学生开展要求自治、经济公开等活动，何子述积极参加，并在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当年秋天陈潭秋回到母校，在武昌高师附小任教，从事革命宣传，并同董必武一道组织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何子述被吸收到团组织。同年10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 ，党在武昌高师发动学生举行了同情性-，何子述等组织学生慰问队到江岸慰问工人。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董必武的主持下，成立了湖北省和武昌市国民会议促进会，何子述参加了这一活动。1925年上海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枪杀工人的五卅惨案，时任武昌 主席的何子述，召-议，一致决议-声援。6月2日起，各学校学生不顾军阀萧耀南的阻止，宣布-，并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劝导商人 ，声援上海的工人斗争。萧耀南极力镇压-，提前放假，遣散学生回家，但学生仍坚持斗争。时武昌大学(1923年9月武昌高师改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8月改为国立武昌大学)已成为武汉地区反帝爱国斗争的中坚力量。不仅大学生，连附小的学生都积极参加-斗争，并把斗争扩大到反对军阀食盐加价，反对吴佩孚用军用票的-活动。不久，中共武昌大学支部成立，何子述任支部书记。在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在校内不仅从理论上击败了“醒狮”派(即国家主义派)，迫使其迅速瓦解，而且对学校两位反对“三大政策”的校长(王世杰、石瑛)开展了不懈的斗争。7月，由董必武主持的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湖北省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急需大批干部到各县指导以“声援沪案、 洋货”为中心的反帝运动。何子述与女师的中共党员庄子首返回应山县城，发动工农商学各界，于9月7日举行国民大会，--，烧毁洋货。1926年3月，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曾在国立武昌师大读书后转入北京师大就读的学生杨德群英勇牺牲。消息传来，全校愤怒，何子述组织师生举行追悼会，声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段祺瑞的血腥罪行，表示了对北京-的支持。
1926年9月，北伐军进抵武昌城下，北洋军阀吴佩孚下令掘开武泰闸，企图以水代兵阻拦北伐军进攻武昌。时何子述任武昌山后区特支书记，受武昌地委领导。武汉党组织得知情报，即派何子述化装出城，向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报告。唐生智迅速派兵保住了武泰闸，使吴佩孚的阴谋落空。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何子述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政治部党务科长。时董必武主持创办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何子述被委任为训导主任。1927年春校长钱介磐离任，何子述被委任为代理校长。5月，应山县农协以其父何云门包揽诉讼被当作劣绅，派人到武汉将其抓获押到省农协候审。何子述深明大义，即向省农协表示，如其父有罪，调查核实后，请秉公办理，不得以私情妨碍公务。后经省农协派员到应山调查，确认其父为一般代笔诉讼，不属劣绅，且长期从事教育工作，遂被委任为枝江县司法委员。何子述还在武汉介绍在应山行医的曹冰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其组织关系转回应山，为应山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27年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原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党部工作的中共党员被迫退出。八七会议后，在中共中央代表萧三的组织安排下，决定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到苏联学习，何子述即在派遣之列。于10月经上海乘海轮转经日本港到达海参崴，又转乘火车，于11月5日到达莫斯科，入中山大学第六期学习。
何子述在中山大学，一改过去高谈阔论、热情奔放的性格，而变得沉默寡言，埋头读书。他结合国内大革命失败的实际情况，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当其他同学在课余饭后或浏览大街或漫步公园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呆在宿舍里孜孜不倦地读书，同学们送他一个“孔夫子”的雅号。时以王明为首的支部局，利用反托派斗争之机，拉帮结派，排斥打击异己。由于何子述站在反托派斗争的立场上，而受到王明等人的拉拢。1919年初，中大学生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受到孤立。苏共中央监委组成以监委副书记克列萨诺娃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学校，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公开支持王明等人，而宣布开除100多名学生的党籍，其中大部分是反对过王明的人。何子述看到如此决定，认为这种无情打击的方式似有不妥，便决意回国，到实际斗争中去检验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书面申请。不久，何子述与王稼祥被召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办公室，办理了离苏回国的手续。
1930年3月，何子述与王稼祥等辗转巴黎回到上海。5月1日在“大世界”与党中央派出的人接上了头，何子述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干事，王稼祥在宣传部任干事。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李立三任中央常委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是实际方针政策的决策人。李立三被红军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梦想一举取得全国的胜利。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左”倾冒险主义取得了全党的统治地位，“立三路线”正式形成。根据这一决议，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下令各地红军攻打武汉、长沙、南昌等大中城市，以“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并将党团、工会等领导机关合并，成立准备武装起义的行动委员会，计划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举行总 ，以推动全国总暴-动。何子述由于回国时间不长，对各方面情况了解不多，虽然他赞赏李立三的斗争精神和雄辩才能，但对其思想观点的科学性又表示怀疑。特别在工作中不断获悉各地在执行党中央决议时，连续遭到严重失败，进攻中心城市的红军部队不是攻击受挫，就是中途受阻，被迫转移；城市的轻率 斗争，既暴露了党的地下组织，又导致敌人的残酷镇压，致使他对决议和李立三的思想观点由怀疑而感到不安。此时，王明和博古一起，来找何子述和王稼祥，议论到党中央决议时，何子述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博古、王稼祥也有同感。王明在通过决议时，和李立三的观点基本一致，甚至更“左”，只是在听了许多不同反映和不满意见，特别是他发现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伯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李立三发生分歧以至对立后，才摇身一变，转而否定决议和李立三个人。王明对他们三人说，中央机关要召开一次政治讨论会，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7月9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博古、王稼祥对李立三连续责问，甚至发生争论。何子述对决议也提出了尖锐批评，严厉驳斥了“新的革命高潮论”。他认为红军力量还不够强大，红色根据地还不够巩固，党的全国性群众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因此，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应是继续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红色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发展党的组织。如果冒险行动，就会断送党已取得的胜利果实，断送革命前程。王明最后作了有准备的发言，虽然按照共产国际的观点对李立三的错误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就其思想体系来说，与立三路线的观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原则区别。几天后，-以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召集王明、博古、何子述和王稼祥谈话，宣布他们四人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的发言是反对中央决议和中央领导人的，并决定给他们以纪律处分。王明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博古、何子述、王稼祥受到最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将他们分别调出中央机关，调王明去中共江苏省委另行分配工作，博古去总工会，王稼祥去香港党报作记者，何子述去中共北方局。王明拒不服从，不去江苏省委报到，也力劝其他三人不要去。何子述虽然对处分不服，又患有肺病，身体虚弱，不宜到寒冷的北方工作。但他认为，组织的决定，作为一名党员应无条件地服从，毅然到北方局所在地天津报到。他负责北方 工作，主动下到基层，以印刷厂经理身份，领导北方工人运动。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实际执行中不断遭到失败。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王明)、秦邦宪(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纠正对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人的处分。何子述在取消处分后，仍在北方局工作。1931年6月，因叛徒告密，致使北方局党内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捕，何子述亦在其中。何子述被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逮捕后，敌人以高官厚禄要其自首，他严词拒绝。敌人便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他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在敌人的监狱中，他肺病复发，又患痢疾，得不到医治，不久被折磨致死，年仅30岁。
来源：中华英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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