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佑之，1891年3月13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古罗镇飞凤嘴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他5岁启蒙，11岁就读完了家里所藏线装古典文学书籍近百册，被乡人誉为“秀才”。14岁考入宜宾县高级小学，因成绩优异，提前升入叙属联合中学。这是一所很有影响的学府，师生中有着很强的爱国心，这对他影响很大。他的文章写的很出色，国文老师经常把他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
辛亥革命点燃了郑佑之心中的革命火种。他敬仰孙中山，拥护孙中山，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握紧拳头对老师说︰我要奋斗，要为中国的前途、为中华民族的兴盛而奋斗。
1915年，已经在四川高等农业学校学了两年的郑佑之，毅然投奔吕超部队，参加反对袁世凯的起义斗争。直到1917年讨袁斗争胜利，他才又离开了部队，回到了故乡古罗镇飞凤嘴。
郑佑之决心从事教育事业，将知识广播于乡民之中，拨开那深厚的封建愚昧的迷雾，让民众觉醒。1921年，郑佑之通过大量工作，在宜宾北路的柳家乡创办了一所高初完全小学校，前去就读的学生十分踊跃。他亲自督学执教，深得学生的拥护和爱戴。这期间，他博览群书，特别是新出版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政治性刊物。他要在知识海洋里寻找革命真理。这年的秋天，他从朋友处弄到了《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劳动者》等刊物。这些书本和刊物骤然敞开了他的心扉，教学内容也更加丰富起来，爱国和救国的思想也逐渐使学生受到启迪。他还利用暑假和寒假去自贡、成都，结识了当时已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张兴钰、何辉、刘单如等进步青年。他们志趣相投，对中国人民的苦痛，中国社会的腐败，以及中国的前途看法十分一致。后来，他们在频繁的接触和信件交往中，思想境界不断得到升华，对共产主义的知识不断丰富，认识也更加深刻。这时，郑佑之又与恽代英取得了联系。他们互相交流思想，研究时政。1922年，恽代英约郑佑之在泸州川南师范学堂会面时，吸收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郑佑之是后来成为著名抗日民族英雄的赵一曼的姐夫。从赵一曼的文化启蒙开始，他手把手教她学文化。封建家庭的女孩子是不能出门读书的，郑佑之便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在家自学。他供给她教科书、字典、作业本等学习资料，甚至把每天学习的课程表都给安排好。并且要她按时把做好的作业、写的文章、日记以及不明白的词句也列出来，托人带给他。每次郑佑之都要详详细细进行批改，有时为了解释一个词句，要写满二三页信纸。除此之外，他还暗自掏钱替她在上海的函授学社报了名，让她得到系统的学习和提高。
在提高赵一曼文化程度的同时，郑佑之又开始注重提高她的政治觉悟。他不断将自己阅读的《新春》《觉悟》《妇女周刊》《国民日报》等报刊和一些宣传男女平等、社会改革的小册子寄给赵一曼学习。每本书上都有郑佑之写下的笔记和批语。比如在《两个工人的谈话》这本书的第一页就写道︰“请你留心，这本书是鼓吹-的，但它讲到资本家的剥削，则是对的，你可着重看这些地方。”
在郑佑之的帮助和启迪下，赵一曼的思想在明显地产生着飞跃。不久，她针对封建的哥哥不让她出门读书而逼她缠脚，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利的我》。郑佑之看后十分惊喜，不但文字流畅，而且论据充分，稍加润色后给了上海的《妇女周刊》和天津的《女星》杂志，分别都刊登了，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1923年郑佑之介绍赵一曼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帮助她成立了“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和“伯阳嘴团支部”，使她的才华得到了很好的发挥。然而这毕竟还是在狭小的山沟里。郑佑之觉得还应该让赵一曼外出读书，走进更广阔的社会。于是他通过信函到成都、重庆、宜宾联系学校；接着为她筹备路费。赵一曼终于在1925年腊月下旬的一天清晨，避开了哥哥和族人的监视，偷偷逃出了家门，到了宜宾城里，在郑佑之的安排下考进了宜宾女子中学。从此，她便正式投入到革命洪流中。
1924年春节刚过，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郑佑之回到离家只有三里路的普岗寺办起了公民小学校。那时候，他已是宜宾北路一带办学有方的师长，几乎人人都信赖他。所以，学校很快就办起来了，他亲自任教。他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就走家串户，和学生的家长，和周围的群众谈心，讲革命道理。开始一个一个联系，然后几个、十几个在一起开会、学习，组织农协小组。他还写了一篇告农工友的文章广为散发。由于内容深刻、生动和具体，起到了很好的动员作用，使很多农民从中觉醒。后来他又创办了一个不定期的油印刊物，刊名叫《夜光新闻》。这个刊物出了近百期，在农民中影响很大，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那时节，几乎每一个赶场日都有农协会员在街头摇铃讲演。革命的星火开始形成燎原之势。就在这时，郑佑之去荣县检查农协会工作时了解到第二十四军旅长张志芳驻防荣县部队，勾结县知事邓邦植巧立名目向农民摊派巨额军费，强行一年两征，派兵武装强收；拖延者逮捕关押；抗拒者，以“土匪”名义治罪，格杀勿论。农民被逼上了绝境。郑佑之便抓住这个时机，决心组织成立“川南农民革命军”，开展一场武装抗捐斗争。抗捐斗争很快得到响应，不到十天，48个场镇的团防和民团武装全部集中到了抗捐前线檬刺岩，参加“川南农民革命军”，共有武装人员和0800多，前来支援群众上千人。
当时的檬刺岩一带，篝火红，鼓角喧，-鸣，刀光闪，农民革命军士气高昂。1926年腊月18日，按照郑佑之的部署，农民革命军下午两点开完誓师大会，即根据指挥部命令，分三路向张志芳军队包围。战斗打得很激烈，革命军在群众的支持和鼓舞下，越战越勇，势不可挡。张志芳几次强令部队-，都被击败，最后不得不撤出五宝镇。
1929年至1930年间，已是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的郑佑之到了重庆做地下工作。
1930年初夏的山城重庆，-渗透到每个角落，似乌云一般布满天空，让人透不过气来。国民党第二十一军每时每刻都在尽一切办法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当时，敌人采用了一个毒辣的手段，收买了一些党内叛变分子，组织“-侦缉队”，极大地威胁着党的组织，党内的一批重要领导人穆青、刘愿庵、李鸣珂、邹进贤、牛大鸣等先后遭到杀害，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省委机关迅速迁往成都，郑佑之被留下继续坚持斗争。为了有力地打击敌人，保护党组织，郑佑之决定派由他亲自培养入党的学生余宏文直接插入第二十一军内部，余宏文利用妻弟在刘湘军部手枪连当连长的特殊关系，同时又利用一个曾经诱他叛变的叛徒的关系，顺利地转入了“特委会”，后来又经刘湘批准在“特委会”里当秘书，负责文书信件的收发传递。这正如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此后党组织对敌人内部的各种行动消息、军事秘密、-计划和被捕同志-地点、在审讯中的表现等了如指掌。尤其是敌人要准备捣毁地下党组织，抓捕革命同志时，消息传得就更可靠和及时，有力地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
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郑佑之感到仍没有摆脱被动局面，斗争应取进攻态势。他和余宏文研究决定做争取瓦解叛徒的工作。经过调查摸底，对那些表示愿意悔改的叛徒组织起来进行再教育。于是就在“特委会”内成立“良心会”，由郑佑之领导。一方面让他们不再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另一方面让他们去做被捕的同志出险境的工作。后来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文强被捕，郑佑之就通过“良心会”里的周云芳、薛彦夫等人将文强秘密救出监狱，同时还杀掉了那些作恶多端的特务和死不改悔的叛徒，暗中保护了一些党的地下组织以及一大批被捕和将要被捕的同志脱离险地。
近两年的城市地下斗争实践，使郑佑之深刻认识到要夺取革命的成功，光靠城市里的斗争是不行的。他认为城市回旋余地太受限制，常常是经过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以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在某一瞬间就被敌人破坏了。当时正是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极盛时期，强调党的工作重点是在城市搞工人运动，用-、飞行讲演、散发传单等方式去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暴-动，夺取大城市。他对这种斗争路线和方法持反对意见，并大胆提出党的工作重点应转移到农村，去农村建立武装根据地。他的意见不仅没得到支持，反被扣上“保守主义”、“右倾思想”、“农民意识”、“逃跑主义”等罪名。
面对这种情况，郑佑之毫不气馁，他深信总有一天同志会赞同他的认识。他一方面继续坚持做城市工作，一方面开始做起回到农村去的必要的准备工作。他将弟弟从家里汇来的一笔款子，通过关系，从第二十一军军械库里秘密地买到了10支最好的德国快慢机手枪，派人送到了川南某乡村。
刘湘得知他的0被共产党弄走的消息后，立即在全城-，搜捕共产党人。这时，郑佑之的身份已经暴露，敌人不惜重金四处悬赏缉拿他，组织决定将他调离重庆。全部工作交接完之后，组织上派他去联络站取最后一封信件。他仍和往常一样，十分警惕地在联络站外面观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之后，便径直向里走去。然而，他的脚刚刚跨入屋内时，一群侦缉队员，突然从里屋扑了出来。郑佑之来不及掏出手枪，就被敌人抓住了。原来联络站的负责人头天被捕叛变，将郑佑之出卖了。
郑佑之被关进了巴县大狱。敌人已了解到郑佑之在共产党内有“第二马克思”之称，威望很高，千方百计逼他叛变。郑佑之却始终以铮铮铁汉立于敌人面前。第一次提审他的时候，军法官看他满脸胡子，说他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欺骗，这样大岁数了还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响亮地回答说︰“我就是相信马克思主义。”军法官说︰“你愿不愿为马克思主义去死。”郑佑之斩钉截铁地说︰“当然愿意。”每次提审，郑佑之都口舌如枪地痛斥敌人。多次交锋之后，敌人再不抱什么希望了。
1931年12月30日，郑佑之被敌人押着朝刑场走去。他的脚步还是那样持重、矫健。他的内心是那样平静，好像不是去牺牲，而是继续去执行任务，因为他很早就做好了为革命随时献身的准备。
一声枪响，郑佑之倒下了。时年40岁。
来源：中国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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