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庭祜，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他是我国第一代地质学家之一。是我国早期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最早发现井陉铁矿及云南昆阳磷灰岩矿，又是我国
考察西沙群岛鸟粪资源之第一人。对我国盐矿地质多有研究。对新安江等大型水电站的水文、工程地质工作立过大功。在创办云南、贵州、浙江等省地质机构和在两广地质调查所的领导管理工作中成绩出色。长期从事地质教育，并培养了不少人才。
朱庭祜，字仲翔。生于１８９５年１２月７日，原籍上海市川沙县。朱庭祜自幼家庭贫寒，父亲经营杂货小店。商店因生意清淡而关闭，成为店员。全家六口，全靠其父微薄的收入和母亲耕种两亩土地勉强度日。
朱庭祜６岁进私塾，勤奋好学，记忆超人，历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但终因家境贫困，初小毕业就失学，后得亲友帮助，于１９１０年至１９１３年免费进上海市邮传部高等实业学校附属高小和上海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１９１３年就读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受教于名师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毕业后进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工作，１９２０年被派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深造，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２年进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为地质系博士研究生，１９２３年秋中途回国。
不畏艰险，献身事业
朱庭祜中途停止攻读博士学位回国之时，正是我国内忧、外患交加，国势孱弱之际，当时“地质”二字不为政府所重视，不被民众所了解，经费不足，装备很差，交通落后，开展野外地质调查工作困难重重，但朱庭祜不因此而畏惧和丧失信心，他认为我国地大物博，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要想强国富民，必须把地下宝藏开发出来。他就迎着困难前进，潜心于发展祖国的地质事业。为了推进地质工作，他辗转于祖国大江南北，一生中曾到过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山东、山西、湖南、河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台湾、辽宁、吉林、内蒙古、上海、北京、海南等省、市、自治区，不知爬了多少高山峻岭，涉过多少险滩激流，有时甚至冒生命的危险。
１９２５年春，朱庭祜应云南省政府聘请，只身从上海搭船到香港，绕道越南海防、河内入滇。在云南个旧锡矿进行矿区地质调查时，突遭土匪袭击，被矿工救出，免遭匪害。为建设浙江省新安江水电站进行地质调查时，攀登悬崖失手，坠落中抓住树枝，幸免于难。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差，工作艰苦，朱庭祜年仅３０岁时就患了心脏病，在一次野外工作中，突然心脏病发作，在旷野中静躺片刻，略有好转就继续前进。当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西沙群岛丰富的鸟粪资源时，朱庭祜挺身而出，组织地质调查组，赴西沙进行地质调查。他是我国第一个带领地质调查队踏上西沙宝岛的地质工作者，他所编写的《西沙群岛鸟粪》调查报告，填补了我国在这一地区的地质空白。
朱庭祜为了祖国的地质事业，吃苦耐劳，不畏艰难险阻的大无畏精神，足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创办地质调查机构，推进祖国地质事业
朱庭祜为了发展地方地质事业，自１９２４年―１９３６年先后创办办了云南地质调查所和贵州地质调查所；还应朱家骅之邀，担任过两广地质调查所副所长、所长。在他支持各省地质调查机构期间，除主持所内日常工作外，还亲自带领地质人员分赴各地进行地质和矿产调查，取得了大量的地质、矿产资料。
朱庭祜非常重视在地质调查中所取得的实际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和总结，以调查报告的形式予以保存起来，供后人利用。他还积极创办《两广地质调查所所刊》和《浙江地质》等学术刊物，供大家发表学术研究论文，以展示地质研究之成果，扩大地质科学在国内外的影响。
朱庭祜所编写的各种地质报告和研究论文，为嗣后开展大规模的地质、矿产调查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资料，在浙江所调查过的各种金属、非金属等矿产，大部分成为后来的矿产普查勘探基地，有的已成为浙江规模较大的矿产地，如浙江遂昌治领头黄铁矿、平阳(苍南）矾矿、绍兴漓渚铁矿、建德铜官铜矿、余杭闲林埠铁钼矿等，如今已成为浙江重要的矿产基地。朱庭祜所调查过的浙江麻山(玉岩山）汞矿，至今仍是浙江唯一的汞矿床，已作为宝石矿加以重点保护。他在浙江地质调查时所命名的“飞来峰石灰岩”、“千里岗砂岩”以及所确定的地质年代，均为后人所公认和长期使用。
井陉铁矿和昆阳磷矿的发现
１９１８年朱庭祜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在地质调查所供职。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钢铁紧缺，钢价暴涨，北洋政府决定自办钢铁厂，朱庭祜围绕石景山钢铁厂的建设，先与德国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士源、张新吾等一起，开展钢铁厂选址调查，查勘了京郊三家店、石景山、长辛店等地，最后根据交通和地质条件，选定在石景山建厂。紧接着朱庭祜奔赴晋、冀、鲁等省，寻找石景山钢铁厂冶炼钢铁所必须的铁、煤、石灰石等矿产。１９１９年夏从群众中听到在井陉西北太行山区有红石头的传说，可能是一种鲕状赤铁矿，但不知具体地点，为了建钢铁厂所需，朱庭祜主动要求前往调查。地质调查所就派李捷与朱庭祜相伴，他们冒酷暑深入太行山区，自井陉向西北方向一条大山沟进发，边走边访问乡民，他们跋山涉水，终于在两条山沟的会合处发现了赤色的碎石，又冒着生命危险，爬上２００米高的悬崖，终于在山顶找到了赤铁矿层。矿层范围较大，共有２层，厚度分别为０．５米和数米，２层相隔不远，可同时开采。这一发现，被认为是我国自己培养的人才所作出的特殊成绩，受到了农商部的嘉奖，所编写的《河北井陉铁矿》地质调查报告，作为重要资料保存。
１９２６年春，当朱庭祜带领学生在昆明附近进行地质调查时，到昆阳县境，在晚古生代石灰岩地层中见有呈条带的黄灰色岩石，朱庭祜当即回想起在美国学习时所见到的磷灰岩标本与此相似，就嘱学生取样回所化验，化验结果确系磷灰岩，其中含-达２５％，可作为磷矿开采。昆阳磷矿的发现，为我国发展磷矿地质和磷矿工业打下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磷矿的需求与日俱增，在云南省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努力下，已新发现不少与昆阳磷矿同一类型的磷矿床，云南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磷化学工业基地。
投身盐业研究，缓解缺盐之危
１９３７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中国，东南沿海大片领土沦陷，所有海盐生产基地被占，盐源枯竭，民众食盐告急。朱庭祜急人民之急，到四川盐务局盐业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展盐层研究和寻找煮盐的煤和天然气，开发四川的井盐，以解广大民众食盐之难。为寻找盐层和燃料跑遍了川、云、贵三省的大片土地，并与袁见齐通力合作，编写了《川、滇、黔含盐地层之研究》，研究报告详细叙述了含盐地层的分布及含盐情况，为开凿盐井指明了方向。
为了提高盐产量，朱庭祜除努力寻找高产优质的盐层外，还设法改进采盐技术，创造枝条架法以浓缩卤水；扩大机械设备，以替代人工提卤。使盐产量成倍增长。在提高盐产量的同时，他还努力改进煮盐工艺，提取卤水中的钾、碘、溴等元素，使卤水得到充分利用，大大提高了卤水的经济价值。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日本帝国主义长期霸占的宝岛台湾重新回归祖国，台湾成为重要的产盐基地，但在盐业生产的管理和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如海水中的碘、溴等化工原料不能回收利用，朱庭祜就被任命为台湾省盐务管理局局长。他到台湾后一方面加强盐业管理；另一方面努力推广煮盐新工艺，提取其中的有用元素，综合利用海水，使台湾盐产量大幅度上升，不仅自给有余，还出口日本。
为发展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尽心竭力
朱庭祜不仅在地质找矿方面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方面也有相当的建树。
早在３０年代，朱庭祜在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任教期间，应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之邀，兼任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地下水研究组主任，带领一部分地质人员前往河南、江西等省，为发展农田灌溉和解决城市供水进行地下水调查，著有《河南安阳、林县、汤阴、淇县等地区的地下水》及《江西南昌附近之地下水》等调查报告，是我国最早的有关地下水资源调查的科学文献。
１９５３年朱庭祜在地质部水文工程地质局任总工程师期间，浙江省黄坛口水电站在建坝过程0现西坝头岩石破碎，坝头难接的重大地质问题，应水电部的邀请，地质部组成了以朱庭祜为队长的地质部浙江工程地质队，负责黄坛口水电站的工程地质详细勘察工作，朱庭祜深知任务的艰巨，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各项勘查工作质量提出严格的要求，并深入现场加强观察研究，还邀请有关专家共同会诊，最后终于查明，西坝头岩石破碎，是岩石滑坡所致，并非断层，便提出了在西坝头添筑一道侧坝，以防岩石再行下滑压坏正坝的处理方案，并得到水电部的批准。黄坛口水电站建成至今已运行３０多年，尚未出现任何坝址基础问题。
黄坛口水电站在建坝过程0现西坝头难接的严重问题，主要是由于坝址未经详细地质勘察而盲目施工，违反了工程程序，对此，朱庭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强调要吸取教训，今后必须按程序施工，足见其对处理问题认真而又科学的态度。
紧接着朱庭祜又负责领导浙江省新安江水电站的坝址工程地质勘察工作，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水力发电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亲临视察。朱庭祜为了确保电站坝址的质量，亲自参加了选址调查，沿新安江步行数十公里，对沿江两岸的地形、岩石性质、地质构造以及矿产分布情况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对比，最后选定铜关(现为铜官）为建电站坝址。在工程地质勘查施工过程中，朱庭祜要求对每一项工程进行认真观察，详细记录，确保数据的准确，并深入现场检查，密切注意工程进展，对所取得的地质资料及时进行综合分析，随时调整工程布局。使勘察工作少走弯路，既保证了质量，又节省了勘查工作量，按预定计划，顺利完成了任务。所提交的各种图件和勘察报告，完全符合设计施工部门的要求。
新安江水电站于１９６０年４月第一台机组发电至今已安全发电３０个春秋，这与朱庭祜对工作认真负责、注重质量、作风深入是分不开的，亦充分显示了朱庭祜的技术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朱庭祜在担负全国水文工程地质的技术领导工作期间，他深入现场，帮助解决水利建设中的一些重大技术问题，按照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他曾奔赴淮河流域的响宏甸、基子滩、佛子岭等重要水利工程进行技术指导，并分赴浙江、福建、广东、贵州、山西、辽宁等省进行水库坝址调查，还参加了四川省工业基地厂址调查和选择，跑遍了四川２０多个县(市）。
朱庭祜可谓为我国的水利、水电事业不辞辛劳，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朱庭祜在美国留学期间，看到校内有一个群众性的学术组织――地质学会，参加的人主要是教授、教员和一些研究生，该组织有时开展学术讨论，有时组织地质考察，搞得很活跃，对交流学术思想，提高学术水平，很有帮助，感到这种组织形式很好，就写信给丁文江，建议我国也成立类似的组织，丁文江复信说：“你的意见很好。”便于１９２２年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当时朱庭祜因经济困难，交不起会费，为了表示支持，他向学会筹备人员提交了一篇论文，充作会费。从此，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和第一批终身会员。
在庆祝中国地质学会成立６０周年的时候，朱庭祜深有感触地说：“弹指一挥间，６０年来，我国地质事业得到很大发展，地质学会已成为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学会，名闻中外，深感欣慰。”
热心教育事业，重视实践
朱庭祜非常重视地质人才的培养，他深深懂得，要把隐藏在祖国辽阔土地上的丰富矿产寻找和开发出来，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造就一大批能吃苦耐劳的地质人才，他为此奋斗３０多年，即使在地质调查所任职，他也兼顾着教育工作。
早在１９２５年，朱庭祜创办云南地质调查所时，当时能搞地质工作的只有他一人，为了开展工作，他从培养人才入手，在所内举办地质训练班，边编写教材，边讲课。这批学生后来成为朱庭祜开展野外地质调查的基本力量。嗣后，朱庭祜曾在广州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重庆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授。
治学严谨，育人精心
朱庭祜学习刻苦，知识面广，又有实际工作经验，曾讲授过《矿床学》、《地层学》、《构造地质学》、《普通地质学》、《农业地质学》、《水文工程地质学》和《野外实测》等课程，教材都是自己编写。为了充实教学内容，他常到图书馆翻阅参考书，因此，他讲课时内容新颖、深入浅出，容易接受。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普通地质学》时，吸引了众多的学生，一些工学院、农学院的学生也参加了听课，成为有１２０多人听讲的大班。
朱庭祜十分注意教育方法，因人施教，循循善诱，进行启发诱导。朱庭祜培养盛莘夫成才成为我国地质界的佳话。１９２４年朱庭祜在浙江省实业厅地质调查办事处任技师，从中等农业学校毕业的盛莘夫，因得罪上司而失业，朱庭祜就让盛莘夫跟随他一道爬山学地质，边干边教边学，在地质调查过程中见到什么就教什么，没有课本就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阅读、抄录，编写的地质调查报告，有意让盛莘夫誊抄，让他从中学习综合分析的方法。朱庭祜根据盛莘夫的实际情况，建议他专攻古生物学，对照标本，一面学习，一面做些研究，后又把盛莘夫推荐给北京大学孙云铸教授，让他到北京大学地质系旁听一年。盛莘夫就是在朱庭祜这样热情指导、帮助下自学成才的，成为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盛莘夫编的《中国奥陶系对比表》，已被国际地科联优先出版，受到国际同行的热烈称赞。在盛莘夫成才的道路上朱庭祜倾注了巨大的心血。
朱庭祜对学生的学业非常关心，学生听课缺席，他要问明情况，学生有病他就到宿舍探望，并把参考书送到学生床前，勉励学生好好学习，努力补上，使学生深受感动。
严以律己，言传身教
地质是一行艰苦而光荣的事业。朱庭祜为了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神，常常告诫学生：“作为一个地质工作者必须明确是为祖国强盛，为人民造福，要了解本国之地质情况，要吃得起苦。”朱庭祜这样要求学生，自己也带头这样做，为学生之表率，每次带领学生野外实习，他总是身背行装，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有一次朱庭祜率领学生去广东宝安县实习，背着标本翻山越岭步行５０多华里，有的青年学生已觉疲劳，可朱庭祜仍精神抖擞地带头前进，有个别学生累得有点不想再走，朱庭祜既批评，又鼓励，使大家振作了精神，鼓起劲头继续前进，终于按计划完成了实习任务。
另有一次带领学生赴广西进行地质调查，乘船逆西江而上，时为春季，江水枯竭，用人拉纤亦无济于事，朱庭祜就带头跳进江水推船而进。朱庭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学生，使学生经受磨练，养成敢于吃苦，不怕困难的优良品质。朱庭祜为培养地质事业接班人，真可谓呕心沥血。
重视实践，理论联系实际
朱庭祜认为理论联系实际，对地质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只有深入野外，进行实地观察，才能提高对各种地质现象的认识和识别能力。才能巩固所学的知识，提高解决实际地质问题的能力。因此，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带领学生进行野外地质调查，有时还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进行地质旅行，以充实学生的实际知识。
著名地质学家朱夏是朱庭祜的学生，朱夏自海外学成回国拟去大学任教，朱庭祜却鼓励朱夏做野外实际工作，语重心长地对朱夏说：“你年未３０，宜多从事野外工作，为建设祖国多做实际地质工作，老而授教，犹未为晚。”朱夏就随朱庭祜在浙江省地质调查所工作，从事实际地质工作３０余年，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为后来从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夏回忆此事感慨地说：“足迹得遍全国，实获益于先生当日之教诲。”
坚定的爱国者，为祖国的地质事业奋斗终生
朱庭祜学习地质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要开发祖国的地下宝藏，强国富民，他把个人的事业与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充分表现了他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１９２３年朱庭祜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时，由于当时国内财政困难，无力支持朱庭祜继续深造，命他立即回国。就当时情况，指导教师爱孟斯对他十分器重，又有助学金，而且朱庭祜利用暑假打短工，积了一些钱，即使地质调查所不供给学费，他也完全可以继续学习下去。但他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利益。所想的是祖国的地质事业，他感到派他出国学习，是为发展祖国的地质事业所需，现虽国家贫困，这是暂时的，终有一天会好起来。早点回国，可早为推进祖国的地质事业作出努力。于是他就毅然决定中途弃学回国。
１９５０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朱庭祜就动员正在浙江大学读书的儿子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朱庭祜核对国民党横征暴敛，肆虐百姓，非常不满，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攻占南京，杭州解放指日可待，此时，朱庭祜正在浙江大学任教，兼校总务长，有人到朱庭祜家游说，要他去台湾，朱庭祜断然拒绝了来人的“好意”，朱庭祜说：“我是一个地质工作者，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并嘱家人，要安心在家，等待杭州的解放。同时，在当时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为保护学校不遭破坏，确保全校师生员工的安全，朱庭祜参加了护校工作，并做好粮食、燃料等的储备，作好迎接杭州解放的准备工作。
朱庭祜对待工作严肃认真，不徇私情，不谋私利，是非分明，秉公办事。杭州解放前夕，一些投机商与浙大校内人员勾结，把２５０００市斤大米偷运进校内囤积，企图缺粮时高价出售，谋取暴利。朱庭祜发现后，立即亲自到仓库查封，并征得竺可桢校长的同意，把这批大米全部以平价拨发给学生食堂和教职工，狠狠打击了投机倒把分子。
“文革”也对朱庭祜有很大的冲击，但他从未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为统一祖国也做了不少工作。他把爱国之心融化在实际工作中和行动上，这种崇高的爱国精神，实为人们所敬仰。
谦虚谨慎，老当益壮。朱庭祜一生为祖国的地质事业创造了不少业绩，人民给了他应得的荣誉，曾被推选为浙江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顾问，浙江省地质学会名誉理事长和浙江省地质局总工程师等职务。中国地质学会为表彰他创始会员的功绩，在庆祝该会成立６０周年时，与浙江省地质学会发给他奖章、奖状、奖品和荣誉证书。可他却说自己为祖国、为人民贡献甚少，受之有愧，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尽力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以报答党和人民给他的崇高荣誉。在他年逾古稀之时，写下了“四化前头加一鞭，-端在志先坚。河山万里须改造，关塞千般莫问天”的铿锵诗句，表示他藐视一切困难，立志改造祖国山河，建设祖国的豪情壮志，他用这首诗句来激励自己，勉励后人。１９７９年６月浙江省地质学会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时，已８５岁高龄的朱庭祜亲自撰写了《中国地质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并到会宣读，给与会代表以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朱庭祜晚年跌伤右腿股骨致残，失去了行走能力，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身残心不残，他身居病榻４年，以坚强的毅力与病痛作斗争。在他的床头、枕边堆满了各种文件、书籍，坚持看书学习，认真审阅不少学者、学生寄给他的学术论文，并一一提出宝贵的意见。他还满腔热情地为浙江省地质矿产研究所年轻地质工作者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推荐科研项目，并谆谆教导要深入实际，多掌握第一手资料，拿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来。充分表现了老一辈地质学家对年轻一代的关怀。
在朱庭祜的帮助指导下，所推荐的“浙闽沿海古变质基底年代学和构造发展史”科研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并高质量的完成了科研任务。所提出的科研报告，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三等奖，学术论文以专著形式公开发表。
朱庭祜在生命垂危之际，还念念不忘要审阅、修改由他助手帮助整理的回忆录，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朱庭祜倾心祖国地质事业，艰苦奋斗达半个多世纪，给后人留下了５０多篇宝贵的地质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以及一批诗文，他还培养了大批优秀科技人才，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的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和学者。如陈国达、黄秉维、徐克勤、朱夏等现都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国际地学界也享有盛誉。他为祖国地质事业所建立的业绩，将永载史册。
(作者：周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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